谢灵运以“赏心”为标识的山水审美观，得到后来南朝山水诗人的继承。例如谢脁云：“寄言赏心客，得性良为善。”（《游山》）“嚣尘自兹隔，赏心於此遇。”（《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何逊云：“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兹姥矶》）“伊余本羁客，重睽复心赏。”（《入西塞示南府同僚》）同时，谢灵运诗展现山水自然神韵灵趣之美的创作特点，也在后来的南朝山水诗创作中得到了发扬：“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范云《之零陵郡次新亭》）“风遟山尚响，雨息云犹积。巢空初鸟飞，荇乱新鱼戏。”（丘迟《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一首》）“露清晓风冷，天曙江光爽。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阴铿《渡青草湖》）历代评论家对这类诗亦甚为欣赏：“（谢脁诗）斐然之姿，宣诸逸韵；轻清和宛，佳句可赓。”（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钟嵘《诗品》）“其（何逊诗）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陆时雍《诗镜总论》）“（阴铿诗）琢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九）而“神韵灵趣”，恰恰是当代评论家对“性灵”美学特征的概括：“假使说‘性’近于韵，则‘灵’便近于趣，而随园诗论又可说是韵与趣的综合。”（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页495。  郭绍虞还认为“性灵说”与“神韵说”是相通的：“神韵说与性灵说同样重在个性，重在有我，不过程度不同：神韵说说得抽象一些，性灵说说得具体一些罢了。”见同书，页493。）

结语

　　概言之，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促使南朝“性灵说”超越对世间常态情感的执着，而走向对心灵及精神世界的探索，南朝的山水诗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并且在山水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开拓了以追求神韵灵趣为特征的新的诗歌美学境界。

　　当然，由于处在中国性灵文学的初始阶段，南朝“性灵说”确实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如不够精确化、条理化、系统化等）。尽管如此，南朝“性灵说”毕竟在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甚为可喜的成就；同时，也更为后世性灵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奠定了颇为坚实的基础。（信息来源：中国佛教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