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我出生于浙江省东部的一个农村， 就是永康市四路口中村。幼年时的我，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可是时运不佳，由于日寇的侵略，我的家乡屡遭践踏，致使小学上课时断时续，没能连续地把小学念下来。1946年春，我开始在永康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49年毕业时，正逢我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被时代车轮带进上海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先是学习，后留校工作。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等院校，而此时我能选择的专业很有限。理科我喜欢，但没上过高中。文科中，我比较喜欢哲学，哲学的思辩性、抽象性，很吸引我，似乎它能为我的自由思维提供广阔的天地。这一年的秋季，我幸运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转折。我学的是哲学专业。在学期间，我对中外哲学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北大哲学系有中外哲学史界一流的师资，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和郑昕、洪谦、任华等都是哲学史界的泰斗，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后来我感到中外哲学史齐头并进，二者兼学，有些困难，根据我自身的条件，就确定以中国哲学史为专攻重点。当时我是班上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友兰先生的接触较多，自然，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同时，我也到历史系听选修课程，听了二年张政烺等教授主讲的中国通史。此外，还自学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当时一有空，我就扎到文史楼阅览室看书。至今我仍有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可能与这一段经历有点关系。北大的学习，为我以后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从北大毕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自那时起，我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从学习哲学专业，到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符合了我的兴趣，满足了我的爱好。可是，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到现代，悠悠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书籍浩如烟海，在有限的一生里，难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蕴。于是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一段哲学包括了儒、道、佛三教，内容较为丰富，便于把长达七百年历史的佛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就这样，我把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在这两块园地进行“双耕”，成为我学术活动的基本内容。
　　 决定研究佛教，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之所以选择佛教而又矢志不移，主要考虑了这几点：
　　 （一）从佛教的内容来看，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涉及人生、宇宙诸多方面的根本问题，内容丰富庞大，其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
　　 （二）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来看，佛教传入我国后，在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和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习俗等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佛教，对研究中国文化各种形态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就难以全面地研究中国文化史。
　　 （三）从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来看，如果从哲学层面去研究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又从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背景出发去探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就既能拓宽佛教的研究领域，揭示佛教哲学思维的丰富内容，把握中国佛教思想的根本特征，提高佛教研究的学术水平；又可利用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即把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使两者互促互补，相得益彰。
　　 （四）从中国佛教研究的现状来看，由于佛教研究的难度大，往往使人望而却步。同时，整个宗教研究都不太受重视，有的还误认为研究宗教就是信仰宗教，研究者就是宗教信仰者。在“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甚至把宗教研究者视为牛鬼蛇神，研究宗教不仅不受重视，而且还有很大的压力。因此，从学术角度研究佛教且有成绩者，真可谓凤毛鳞角；而研究佛教所取得的成果和我国佛教具有的丰富内容是太不相称了。我想，正因为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佛教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投身其间，脚踏实地，埋头研究，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决定研究佛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理智、认识上肯定佛教研究是一回事，从意志、行动上最后坚定地从事佛教研究又是一回事，确定以佛教为研究方向，我也是经过一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的。这是因为，研究佛教的难度大。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研究佛教义理的三大难关——概念术语的特定涵义，佛教思维方式的独特内容，以及佛教整个思想体系的庞大复杂、歧异多义，也都是不容易掌握和驾驭的。与此相联系的就是苦。所谓苦是指研究过程中心理感受上的困苦。佛教典籍与世俗著作不同，更不是世俗的文学著作，虽然有些佛典富于文学色彩，但毕竟是少数。多数佛典是艰涩玄奥的，读来令人头晕目眩，如坠五里雾中。这就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来调整心态，才能不至半途而废。再是研究的条件差。这主要是指研究的客观条件，如资料不齐全，舆论气氛不太好，而研究成果的发表有时也会受到种种的制约。但我想，凡事都有它的二重性，困难多，条件差，成功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些。本着这种想法，我就很有信心地研究起佛教来。
　　 大学毕业时，我的佛教基础知识是很有限的。为此，我于1962年到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进修了八个月。我虚心地向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位法师，以及周叔迦副院长、虞愚教授等学习佛教的历史、理论、典籍。周叔迦副院长还亲自为我拟定阅读书目，嘱我定期向他报告阅读的心得。在佛学院进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不少，主要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历史和理论的基本知识，对僧徒的生活实践也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感受。
　　 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后，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我开始了佛教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不久便开始“四清”，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因此而停止。
　　 “文革”后，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我的佛教研究工作又得以继续，按原来的设想并结合实际的需要而有计划地进行。迄今为止，我的佛教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今译；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五个方面的研究也大体上反映了我的佛教研究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