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思想的个案研究
　　 如何根据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展开佛教研究，如何选择突破口，使研究确有成效，我思索良久。最后我确定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思想家开始逐个进行研究，逐个突破。我首先选取的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佛教思想家：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和梁武帝萧衍作为研究对象。至于隋唐时代，我对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有兴趣。在我看来，中国佛教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华严宗和禅宗，所以，隋唐时代的佛教思想家我选取法藏等作为研究对象。我以为在学术研究方面，为自己规定严格的要求和较高的目标，是推动自己深入研究的内在动力。
　　 我比较注意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和佛教思想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去揭示佛教思想家的哲学内涵和思想特色评价他们在佛教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又通过佛教思想家的典型思想，凸现当时的佛教思潮和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我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尽可能地“竭泽而鱼”，即搜集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和有关传记等原始资料，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尽可能无一遗漏地反复阅读史料。在阅读时特别注意文中的哲学思想观点及其组织结构，力求较准确地体会作者的原意和精神，随时勾勒出文中的观点、见解，并记下读后的感想、疑问、评论，以便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自看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取其长，补己短；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我的第一篇佛教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建设》（1964年第3期）上。 随后我又研究了道安的弟子慧远，撰写了《试论慧远佛教哲学思想》和《慧远因果报应说批判》，分别在《哲学研究》和《新建设》上发表。其中《试论慧远的哲学思想》一文，全文被译成英文，载于美国的《中国的哲学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研究成果在我国上乘刊物陆续发表，自然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一向珍惜光阴，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无所适从、无所作为、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季节，这是我终生为之遗憾，又是无法弥补的。1978年后，我抓紧时间，继续按十多年前的设想进行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先后写出支遁、僧肇、萧衍等人佛教思想的论文。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后来考虑到慧远是一位着力于融合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在中国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又将关于慧远的论文加以扩充，撰成《慧远及其佛学思想》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此外，我还应傅伟勋、韦政通二位友人之约，撰成《法藏》一书，1991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的佛教义理观、宇宙生成论、本体论、人生理想论和认识论，在台湾学术界受到好评（见1993年12期《哲学与文化》书评）。
　　 在上述的专文与专著中，我注意努力挖掘佛教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义蕴，对揭示佛教思想发展规律作了某些尝试。
　　 例如，关于慧远，我着重考察了他由唯心主义的“本无”哲学向神秘的超验主义的转化，他对因果报应说的阐述和与此相关的形尽神不灭的唯心主义理论，以及他为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矛盾所作的努力，并标出“儒佛合明论”，进行深入分析。关于竺道生，着重指出他把作为偏于哲学形态的般若学和侧重修持的成佛说教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佛教一代新风；强调道生和禅宗在顿悟成佛的思维方式方面的共同性，指出道生的佛学思想实为禅宗的渊源。唐代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极富理论思辩，构造了一整套宇宙万物大调和的哲学体系。我着意从宇宙生成论、现象论和本体论几个方面加以阐述，揭示法藏宇宙万物圆融无碍思想的特征，指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以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创新气质和丰富内容。
　　 在《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等书中，我还比较注意总结佛教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佛教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从对佛教思想研究中，可以看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要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并得以发展，必然要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要受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要符合当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二是要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制约，即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思想可以存异、互补，而不能排斥、对抗。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就是佛教思想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影响，从而不断调适、创造和重构的过程。
　　 我之所以注意总结佛教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是因为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看，佛教思想也是人类认识史的宝贵财富，其中一些体现人类智慧的范畴和命题，也应当努力发掘，对于它所包含的理论思维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我在研究佛教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时，都把总结理论思维教训作为一个重点。如在论述杰出青年佛教哲学家僧肇的《物不迁论》时，在肯定其合理因素后，又着重分析其否定运动、追求绝对静止的理论根源：一是夸大事物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并加以凝固化；二是夸大时间的间断性，并加以绝对化；三是夸大因果关系的先后性，并加以固定化。总之，僧肇是采用割裂和排斥联系的手法，将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加以分解、扭曲，只承认间断性否定连续性，从而也就否定了矛盾，取消了运动。
　　 　　二、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
　　 要科学地研究佛教思想，最重要的是要读懂佛教典籍，深知其意，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读懂佛典，把握其中所包含的意蕴，绝非易事。我的体会是，要读懂佛典，一是，先要懂得佛教术语的含义，了解佛教的理路、体系和历史。二是，要真正读懂佛典，没有捷径、窍门可寻，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多读，反复地读，并设身处地地思考：佛教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论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等等，如此认真思索，深入体会，以达到真正理解为止。三是，认真做一点佛典的整理工作，也许是有助于提高阅读效果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逼迫自己全神贯注地去弄懂佛典原意，并通过动手整理，而收到非眼看口读所能收到的效果。基于此，我做了一点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如和几位师友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标点，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汉代到近代，共四卷。我个人还对华严宗的重要著作《华严金师子章》进行了校释，撰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应约在原来校释的基础上，将原文译为现代汉语，撰成《华严金师子章今译》，由巴蜀书社出版。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是一种良好的专业训练，在切实把握佛教思想方面，对我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