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指出：“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用层次和结构的观念来理解、把握佛教。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表达了我对佛教的基本看法：“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就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这就是说，佛教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无形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实体，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极其丰富的。同时，我认为对佛教诸要素不能等量齐观，其中关于涅槃成佛的信仰观念是诸要素的核心。尔后，我又把信仰观念分解为神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神学指侧重于追求解脱目标（如成佛、菩萨、罗汉等）和宗教修持方法的信仰学说，哲学则侧重于指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理论性学说。我认为，就一般意义上说，佛教神学和哲学都可以说是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佛教哲学才是真正的核心。这种看法的变化，主要通过对佛教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深化认识而形成。佛教哲学是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凝集着佛教学者的最高智慧，体现了佛教的最高理论思维，是佛教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佛教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佛教神学观念和信仰心理，支配了教徒的修持实践。例如，在哲学观念上，小乘佛教主张“人无我”，大乘佛教进一步主张“法无我”，强调宇宙万物都没有独立的永恒实体，“一切皆空”。正是由于这种最高层次的哲学理念的转变，导致了佛教徒由追求成就阿罗汉发展为追求成就菩萨、佛，并在修持方法上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
　　 对于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探索，我主要是运用文化比较学的观点，着力揭示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各重要形态的联系。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分章论述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相互关系。文中强调了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认为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中国佛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是主要的，为进步势力利用是次要的。在阐述中国佛教与伦理关系时，着重强调佛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迎合、附会、调和、融会儒家伦理的基本特点，并指出，佛教伦理道德中的某些方面也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关于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认为佛教哲学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后来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书中认为，佛教在文学、艺术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超过了消极作用，强调佛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重要的、显著的，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贡献更是巨大的。总之，我在论述中力求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五、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
　　 约自1987年以来，我开始集中研究中国佛教思想。与内容偏于印度佛教的《佛教哲学》不同，这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佛教的重要哲学问题，勾画中国佛教哲学体系，阐释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又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以凸现其独具的异彩。撰写专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姐妹篇，即在思路和体裁方面与它近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是我长期以来的又一个心愿。经过十年来的时断时续的研究、撰写，已完成50多万字。我想，对中国佛教文化核心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必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文化，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总结中国哲学，进而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