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对维摩的信仰日见高涨。此经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受到欢迎，在隋唐时期地位日隆，并在唐太宗时由高僧玄奘重译此经，作为新版本流行世间。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居士佛教的第一个高潮，那么隋唐官僚士大夫文人学子对维摩的崇拜而进行的学佛参禅活动构成了中国居士佛教的第二个高潮。由于维摩经中“空”的理论与禅家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以及维摩经中的“方便品”与禅家所说的达到终极目的的“方便之门”的途径有着息息相通之处，所以维摩诘经与禅宗珠联璧合的结合为一体，成为禅学常用经典。当士大夫们陷于政治纠纷不能解脱或个人理想不能实现时，“不离世间觉”的禅宗调和了世间与出世的矛盾，为他们通达自由、游戏人生的处世态度树立了仿效的楷模，而维摩诘的形象便是表达他们追求的最好方式，对维摩诘的崇拜便是信仰禅宗的具体化。如中唐时的文人王维便自号摩诘，白居易、柳宗元皆以维摩诘为人生典范，既礼佛、参禅，又热衷于世事。所以如果说魏晋玄学的出现曾经激起人们依自然而越名教，直接带来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中的思想自由和情感抒发，那么禅宗的出现则以其思维方法便捷和言虑的省略以及对以灵魂世界的独特把握，再一次使美学与艺术获得解脱。求禅之道不需要像玄学家那样据理辩争，不需要清谈终日，于清谈中求出尘，只要即心便可即佛，文人士大夫找到了一条解脱身心的最佳途,他们的论美说艺和从事审美实践的方法也依此论。此时，绘画艺术获得了较大的繁荣和发展，据文献记载，隋展子虔、孙尚子、杨契丹，唐吴道子、杨廷光、刘行臣，五代左全、赵公佑都画过维摩经变，但这些原作都已不存，（10）现存隋代以后的画作主要在西北偏远地区的敦煌石窟壁画上。

　　隋代以后，敦煌壁画出现了繁荣和发展的新局面，在内容上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出现了新的题材维摩经变。隋代大一统后，结束了汉晋以来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锐意控制河西，发展中西贸易，据《隋书》记载，隋炀帝不仅先后派使节出使西域，而且在大业五年新率大军扈从巡视河西走廊，河西经济繁荣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新观念、新形式，强烈地刺激着艺术家们的创作欲望。另外杨坚立国后对佛教大力宏扬，广建寺院。杨广大兴土木，修造宫室，豪华宫殿皆以绚丽的彩绘与壁画加以装饰。京洛乃至边远寺院，也都以绘画为饰，中国壁画之风，于此为盛。这些都有利的促进了当地佛教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和发展。维摩诘经变便是隋代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一个新题材，据敦煌艺术研究所调查，在千佛洞的三百余窟中计有五十余窟绘有维摩诘变相的作品，其中隋代11幅，唐32幅，五代16幅，宋9幅。（11）其数量之丰富，在历代留传的画迹中，实无出其右者。

　　莫高窟隋代壁画有变革创新、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在隋代第420窟西壁一深龛的龛外两壁上部绘有维摩经中的“问疾品”情节，维摩诘挥动麈尾，身穿白衣，凭倚几案辩论的形象与南北朝时期的维摩基本上没有较大的出入。但在其周围有莲花水池和竹林，水禽游戏其间，一派江南园林的情调，呈现出隋代山水画发展初期的特点。在第276窟出现了维摩与文殊两相站立谈辩的形象，维摩手持的麈尾由高扬上举改为拂试胸前，较为特别。（12）由于绘画与石刻的差异，能较好的运用色彩，画中的维摩皆穿白衣，符合佛经中维摩为白衣居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