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龙的现象，只是佛教石窟中众多龙图像表现形式之一。伏羲与女娲的形象是交蛇或交龙，但是，交蛇或交龙的图象未必就是象征伏羲与女娲，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命题。

　　   其次，在石窟窟龛中具有明显的装饰作用

　　   在早期石窟中，窟龛的装饰题材中较常见龙图像，以“双龙龛楣”的形式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敦煌石窟中，一般绘塑于中心柱东向龛的上龛沿，也有少数在中心柱其它面向的龛沿或壁龛。其构图形式为：以一龙身连接两龙头，呈口向下的半椭圆状，在上部龛沿绘塑，龙头一般对称地位于龛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莫高窟北凉272窟西壁龛上所绘的双龙龛楣，是最早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龙图像。河西金塔寺东窟中心柱东向面底层佛龛龛楣塑龙首，被认为是石窟中出现最早的龙首装饰。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双龙龛楣源出凉州且与毒龙石窟的意象相关（25）。与敦煌同时代的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石窟中的双龙龛楣，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例如：麦积山北魏133窟的第10、17号造像碑上所刻的双龙龛楣，与敦煌北魏251、254、257等窟的双龙龛楣的构图形式基本相同。另外，与云冈北魏第10、11、12、16、17窟及龙门古阳洞的杨大眼造像龛（正始三年，506年）的双龙龛楣也很相似（26）。

　　   云冈第9窟前室北壁窟门上部门楣尾，雕刻二龙回首反顾，是作为须弥山腰守卫阿修罗天界的龙神。云冈第7窟中龛与龛之间相连的龙首，有雕刻成两龙首相向状的，也有雕刻成两龙首交颈相背状的（27），这与麦积山69与169龛与龛之间的交龙龛楣装饰极为相似。

　　   以上有关双龙龛楣的例子，充分说明龙的图像在早期佛教石窟装饰中的普遍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造像装饰内容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除了在石窟寺的窟龛上装饰有龙的图案外，在同时代的其它佛教遗迹中也可见到类似的装饰性的龙身体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汉魏洛阳城陆续发掘的北魏迁都洛阳后兴建的佛教寺院遗址——永宁寺及九层木塔基出土的佛教遗迹与遗物中，也可见到有一些龛饰、楣弓残件，有许多似龙的身体形象，而且还有几件做工精细的龙首塑像，这些龙首和呈圆柱状的龙身塑件，与上述龙门石窟古阳洞杨大眼造像龛等石窟所见龙首装饰的窟龛情况相同（28），而永宁寺等遗址属北魏王朝的皇家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出现龙图案应与当时所流行的“佛即天子，拜佛即拜当今皇帝”的佛教思想有关，可见这种以龙为主要特征和核心元素的佛教建筑装饰在北魏迁都前后相当流行，其流行的原因可能与佛教的汉化有关。麦积山169、69窟的交龙龛楣装饰，其建筑装饰思想同样受北魏王朝当时主流社会的佛教思想的影响。

　　   在强调龙饰的装饰性的同时，一些学者考虑到了石窟或造像上交龙或龙图像的汉化因素。如胡同庆即如是认为。八木春生的研究也强调了汉化的特征。八木春生认为，交龙图像在北朝时期的关中地区（耀县、临潼）、陕北南部地区（富县）、河南北部地区（新乡、辉县）、山东中部地区（青州、广饶、博兴）等地可见。这些地区都是中国传统图象流行的地域（29）。我想大概是出于这些地区是中原的核心地区的缘故。许多交龙是与圆花纹样组合在一起的，林巳奈夫认为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图象，象征天帝的星和龙（30）。八木春生也认为是天帝及其侍从的龙，并认为造像碑所刻的龙是由碑侧为装饰的螭首而来及云冈、龙门所见龙变化形的尖拱额拱端等派生出来的。杨大眼龛的交龙也是表现汉民族传统的图象（31）。

　　   诚然，中国古代的龙崇拜起源很早，龙的图腾形象也出现得相当早，由于帝王是龙的化身，所以中国古代对龙的崇拜与信仰十分普遍。无疑，龙是中国汉民族传统的图象。佛教的传入及其佛教艺术的发展，必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相适应，因而也逐渐地汉民族化，在佛教图象的构成中，自然也会运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图象，如龙的图象。但当出现在佛教造像上时，我们应该考虑它出现的特定意义，即应该考虑与之相关的佛教图象之间的关系及其所表现的作用。在佛教图象上，它应该是服务于佛教的，即用中国传统的图象表现形式来说明宗教的内涵。佛教典籍关于龙的护法意义阐述得非常多，当这一意义需要出现并用图象来表现时，便借用了中国传统的龙图象来表现，于是龙图象在佛教石窟或造像上，以表现佛的护法为其特性。除了一定的装饰性外，基本都出现在石窟的顶部、门的上方、龛的上方或佛造像的上方，起着护佑佛法的作用。在众多护法的龙图象中，交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  两龛年代问题讨论

　　   第169与69龛为平拱敞口双龛，两龛间浮塑有交龙龛饰的龛楣，系整体布局塑作而成，虽然两龛内造像题材不同，但造像风格总体上是一致的，应该是同时开窟造像的，其时代也应一样。

　　   最早的中央文化部勘察团认为是北魏早期造窟，疑造像经西魏重修。随后，李西民文中笼统地将年代定在北朝早期，并说造像是北魏早中期的作品。金维诺先生认为第169、69龛与76、93、、74、78等窟龛最早可能开凿于后秦至西秦统治这一地区的期间，但是经过后代一再重修，造像与壁画都不同程度地杂有晚期因素。

　　   我们基于对169、69两龛的详细考察和研究，对比国内其它石窟的造像风格和样式，从佛像及菩萨的面相和衣饰风格上看，认为其年代大致在北魏太和年晚期，具体年代在迁都以后至宣武帝景明以前的时段，即494—500年之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反映出服饰的变化，在石窟造像的造型中体现的很明显，这个时期，《魏书》记载：“太和八年，帝始服衮冕”、“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由于在推行“褒衣博带”汉式服装中，受到各种守旧势力的抵抗，直到迁都洛阳以后，到太和十八年年底，才彻底地得到落实。所以，在484—494年的十多年间，造像的形象以及服饰，处于由鲜卑游牧民族向中原汉民族风格的变化过程中，或者兼具两种风格的现象。在麦积山，这种变革从太和时期的洞窟开始直到6世纪初才开始完成（32）。169、69双龛中，从佛、菩萨的造像风格上正是反映出这种情形。69龛主佛着圆领通肩袈裟，是早期的印度式佛衣（图五、1）。两胁侍菩萨，肩搭大披帛并略翘起，披帛绕臂于胸腹下交叉，下穿厚长裙，是汉式的繁缛华贵的服装风格。这是麦积山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图五、2）。佛和菩萨的面容略显圆润，眼眉细长，嘴唇小巧，唯鼻梁稍高，还残留些许少数民族的面相遗风。169龛主尊交脚弥勒菩萨及左胁侍菩萨，面相似不同于纯粹的汉式风格的造像。主尊菩萨，头戴三珠花冠，宝缯下垂，长发披肩，上身坦露，颈戴项圈，下穿轻薄长裙，两腿相交，坐束帛座上。尚与麦积山早期的如74、78窟的交脚菩萨相同，延续了早期的风格（图五3、4）。左胁侍菩萨，左肩斜披络腋，络腋边缘折叠刻折带纹，披巾绕臂、腕飘扬，披巾端部也分叉成燕尾状。也是延续了早期洞窟菩萨的做法（图五5、6）。总之两龛所表现的风格，169龛更多地保留了麦积山早期的作风，而69龛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因素，两个同时开凿的龛，正处于早晚两种风格的碰撞与变化中，这正是麦积山这一时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