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关于禅道世界化(国际化)的探索。禅道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相连。如何践行中国禅道的现代化课题，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课题之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傅伟勋将禅道的现代化放在从中国禅到日本禅的转化的历史回顾的视野之下，放在现代西方哲学复兴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禅道)的视野之下，试图从历史的回顾中彰显禅道本然的开放性的文化胸襟；从西方哲学的观照中，明确“宗教解脱论或我所说的生死智慧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切实需要的精神资粮”，“我们今天探讨宗教解脱论的现代化课题……不但有助于东西思想的交流沟通，更能显扬祖国传统的最殊胜处”。
　　傅伟勋自己所罗列的禅道发展线索(印度佛教—中国禅佛教—禅道)，恰好成为他所一直申论的“重建禅道”的历史依据。面对日本禅道及其艺术传统的冲击，他意识到重建中国禅道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他借评介日本禅道的代表性人物道元禅师(所谓道元禅)和久松真一禅师(久松禅)的成果，试图借此提醒学者“培养多元开放性的文化胸襟，虚心学习他国之长，以补我国之短。”以为我们超越、发展出世界性禅道的精神资粮。同时，他以比较哲学的研究，将禅佛教与现代西方的生存哲学的讨论相沟通，认为，它们在存在论(一般译为本体论Ont010Sy)、实存论(出eoly ofhumanexistence)、时间论、解脱论(生死智慧与性灵解放)、语言论、审美论等层次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从而为禅道与西方智慧的对谈提供了一个通道；以海德格尔、老庄与禅学的比较，“借以创造地发展更有广度与深度的世界性(普遍性)哲学与宗教学理论”。他认为，禅道在哲理深度上远远超过海德格尔，但在哲理的现代化表达上则要借鉴海德格尔的表达技巧。
　　从总体上说，哲理化、现代化与世界化是禅道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一体三面，三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哲理化是禅道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理基础，现代化是禅道哲理化、世界化的必由之路与方便施设，两者的适时调整是契理契机；禅道的世界化是禅道哲理化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总之，傅伟勋对禅道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探索，是禅道传统与现代创造的联姻，禅道哲理与生命智慧的呈现，禅道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沟通。
　　二、方法的创新：“创造的解释学”和“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
　　传统禅道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层面甚多。其中，禅道哲理的创造性转化是重要基础，在禅道哲理的创造性转化中，方法论的问题又切关宏旨。
　　禅宗的哲学方法论与禅道研究的方法论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禅宗哲学方法论，是关于禅宗哲学自身的方法论问题，是禅宗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禅道研究方法论是禅宗哲学研究包括禅宗哲学方法论探讨的方法理论，属于禅宗元哲学的层面。后者对禅道的现代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真髓》的长文中，傅伟勋着重就困扰学界的禅宗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作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分析，指出了胡适历史主义方法和铃木信仰主义方法的优劣得失，并提出了自己的评断。他认为，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在禅道的研究过程中，容易忽视其思想性；信仰主义的方法，在注重其思想内涵的同时，却又极易导致忽视其历史性。应该说，两种方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何整合诸种研究方法的优长，如何在研究中把理性的认知与心灵的感通结合起来，也就是破解显性分析越清晰愈深刻则背离禅道本旨愈远的悖论，使理性的开展与心灵的感通达到协调一致，使研究与体验相统一，确是研究中的难点。傅伟勋运用自己的“创造的解释学”(Creative hermeutics)和“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holisticmuhiperspectivism)的方法论，应用于中国大乘佛学的哲理化、国际化与现代化的课题研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
　　关于“创造的解释学”(Creative hermeutics)。他认为，故意误读是创造的解释学的核心，而所谓故意误读是-“借用创造性的解释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创造地发展传统定型的哲学以及宗教思想。”具体地说，在内涵上包括五个层次：实谓(从原典考证、原始资料的考查，去决定原思想家的实际言诠)、意谓(尽予如实客观地了解并诠释原典义理或原思想家的意思意向)，蕴谓(原典或原思想家言诠的种种可能义理蕴涵；思想史的理路线索、言诠在思想史上的积淀深化等等)，当谓(原有思想的深层义蕴或根本义理所在，诸般可能诠释方式的优劣裁断或高低评价等等)，必谓(站在新时代立场对于原有思想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他以故意误读为创造性地批判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机制。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不断地回返历史文本，又不断地“误读”文本、创造新的文本，是哲学以至文化发展的铁的规律，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误读中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由这种误读，我们可以在其中领略哲学随时代发展而跳动的脉搏，启悟到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哲学发展如此，禅道的发展也不例外。
　　傅伟勋列举道元“故意误读佛教原典的文句，俾便表达他那深刻无比的禅悟体验(实践)与极具突破性的禅道哲理(理论)”。他具体举例说：“在佛性篇，道元故意误读大般若涅檠经(狮子吼晶)的佛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创造地解释成为‘一切即众生，悉有即佛性，所谓如来常住，即无即有即变易。”’；将“有时”误读为“有即时，时即有(Beingisdme，dmeisbeing)”的修证一等之理；将“有时之而今”误读成“有时之经历”；并称“道元可以说是一个‘误读天才’(amisreadinggenius)”。
　　不仅如此，他在《关于缘起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诠释学考察》中，还将这个一般的方法论应用到佛教经论或教义的研究，探讨，推演出一种具象的“佛教诠释学”(Buddhisthermeneutics)，具体地体现为佛教特定的诠释学准则或规准。
　　关于“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holistic multiperspectivism)。这一方法是傅伟勋着眼中国哲学现代化为解释中国形而上学的深层结构自己创立的。他认为，在大乘佛教中，天台宗的空假中圆融三谛，华严宗的四法界观、十玄缘起无碍法门、六相圆融，以及起信论扬弃空有二宗而建立的如来藏思想，是彰显“顾及全面的远近多层观”最有代表性的话语。他将其运用到禅道的哲学解释。比如，他在讨论道元现成公案”一节时，指出：“当诸法之为佛法的时节”、“万法不属我的时节”与“佛道原本跳出丰俭”三者，可以看成从三个层面—有、无、中道—分别描叙道元现成公案的禅悟体验，哲理上表现之为我所谓“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