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禅宗在吐蕃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直接动摇了正统派印度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导致了著名的影响深远的“顿渐之诤”。土观•罗桑却杰尼玛大师对于“顿渐之诤”前的形势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他说：“到了（赤松德赞）王晚年，有摩诃衍那和尚（大乘和尚）从汉地来藏，倡言非但应舍不善分别，即诸善品分别，亦是能缠缚生死，无论铁锁金锁，同属缠缚，只应全不作意，才能求得解脱。倡此邪见，藏众翕然风从，往昔菩提萨诃等所教导的清净见行能行持者日益渐少，藏王欲破此邪说”。（注：《土观宗派泾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从中不难看出，摩诃衍的禅宗思想在吐蕃社会的影响以及印度教派、土观大师和藏王对他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即一方面是，“由于摩诃衍那教授参禅修定，故吐蕃之大多数僧人均学习汉地和尚之教法”（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甚至墀松德赞的姨母、 王妃以及居诸臣首位的苏毗王子这些王族显贵亦随摩诃衍出家学法”（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另一方面是， 由赞普倡导请来的以寂护为首的印度佛教，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暗然失色，“致使中断了对桑耶寺的供养，其门徒及身语之善事也为之中间”（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一边是“门徒广为发展”，“藏众翕然风从”；另一边是从之者愈来愈少，陷入了“香火中断”，“善业不存”之困难境地。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加之藏王对印度佛教的偏爱，致使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由于见解不同而发生诤乱”（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顿渐之诤”。
　　 “顿渐之诤”是吐蕃宗教史上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辩论由藏王赤松德赞亲自召集并主持，印度一方以莲花戒为代表，汉地一方以摩诃衍为代表，辩论地点在桑耶寺，辩论历时二年（一说三年）（约792—794）。辩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成佛，即成佛的途径问题。
　　 以摩诃衍为首的禅宗顿门派，完全摈弃了佛教艰深的理论研习和烦琐的修行实践，把佛性完全纳入每个人的心中，以“无念”为成佛的唯一标准，认为人皆有佛性，人心即佛心，佛性即清净心内在地、先天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所以，提出成佛既不须供佛烧香念经，亦无须积德行善，只要在“无念”、“无思”中达到一种无蔽无障、无缠无缚之虚空境界，即可顿然成佛。与莲花戒主张的累世修行、次第渐进，即以积身语之善德，断无明之妄念，证性空之真如的成佛途径相比，要简便易行得多，所以，才形成了“藏众翕然风从”的局面。
　　 这里，摩诃衍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利用并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与认识能力的相对性的矛盾，提出真如、佛、真理等是无内外、无善恶之分的虚幻境界，而这样一个森列万象而又一切皆空的真如境界，决非有限之思维活动所能达到的，亦绝非有限的语言文字所能分解的，因此，善念与恶念，善言与恶言均为顿悟成佛之大敌，甚至连“名言佛法”也是顿悟成佛之枷锁。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成佛呢？摩诃衍给人们提出一条简便易行的途径，这就是直觉主义的主观体验。既然是一种直觉主义的内心体验，当然就无须研习佛经，言传身教，累世修行，而只须内心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行了，所以，只要达到无念境界，即可成佛。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顿渐之诤”的结果，以汉僧摩诃衍的失败而告终。摩诃衍虽然被摈返唐，回到了敦煌，但他在吐蕃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泯灭，并一直影响到后弘期形成的一些宗派体系和思想。
　　 第一，摩诃衍的禅宗打破了印度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平静局面，动摇了其在吐蕃社会的统治地位。
　　 如前所述，从藏王松赞干布时起，汉地僧人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不断地进入吐蕃社会，致使汉地佛教思想在吐蕃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直至摩诃衍赴藏弘法传禅宗思想，使这一影响达到鼎盛时期。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印度佛教大乘空宗思想却被看作正统的佛教思想，并始终居统治地位。“顿渐之诤”摩诃衍失败返唐后，龙树的大乘中观思想是赞普下令“持守”的宗教思想，赞普为在吐蕃推行和巩固印度大乘中观思想，还特意从印度请来译经大师，专门翻译他们所择定的佛经，所有这些说明印度佛教在吐蕃社会的正统地位。在摩诃衍进藏传法前，除苯教之外，佛教内部没有宗派之诤，汉地禅宗传入吐蕃后，才与正统的印度佛教大乘空宗思想形成直接对立，从而引发了吐蕃宗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诤”。在辩论中摩诃衍虽然失败了，但是，由于他10余年卓有成效的传法活动，特别是历时二年的“顿渐之诤”，使禅宗在吐蕃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史籍《巴协》所述：摩诃衍返唐时，“但却将鞋遗于彼佛寺”，并发出如下预言：“当佛教衰败之时，我的教法（按：即唯一白法）则将像此鞋一样遗留下来”。（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吐蕃社会佛教虽然没有衰败，印度佛教仍居统治地位，但禅宗思想影响却随处可见。比如，自摩诃衍返唐后，吐蕃佛教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诸如有些佛教僧人不系统学习佛教经典，不随顺精通三藏的佛教大师，认为只是简单地学习一些密宗的‘脉’、‘气’、‘明点’即可修炼成佛；有些佛教僧人以为不需要按次第修持密法，只要在入定时思想上做到不作意、不思维即可；有些僧人在念善念恶、行善行恶都一样，均出不了生死轮回之苦海思想的引导下，陶醉于酒肉，沉溺于名利，追求金钱，贪恋女色等，这些都可能与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有一定的关系”。（注：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27页。）正因为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所以， 阿芒•贡却坚赞大师才不厌其烦地谆谆告诫说：“诸顿悟派不计任何道之次第，从初业者开始即按字义修行密法，由于这样的因缘，所以，佛密向全藏官民的书信中说：不知则不矫诈知，于诸三藏须审视，不观词句观其义，为了不追迷误地，仔细闻思甚重要，不能只跟随名言，须依靠智者之语”。（注：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26页。）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禅宗在吐蕃的影响，就是宗喀巴大师在其著名的《菩提道次广论》中曾多次提到摩诃衍的名字，并指出，摩诃衍的理论不宜施行，应按他的菩提道次第逐步修行才是正路，时至明末，还要宗喀巴大师亲自反复清除摩诃衍的影响，足见禅宗在吐蕃社会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