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禅宗在唐吐关系史上起到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唐吐之间通过战争、和亲、互派使臣、互市等方式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融。在各种交往中，佛教在其中始终起着相互联系、相互了解和相互交融的文化纽带和桥梁作用。早在吐蕃社会“无僧无寺”的时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从内地将一些佛像、佛经、法物和许多汉僧带入雪域高原，在吐蕃建寺、译经以及进行促进唐吐友好的各种活动，为汉地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松赞干布、赤德祖赞、赤松德赞等几代赞普先后派遣使臣、僧人赴长安取佛经、请汉僧，派遣贵族子弟赴长安学习，经过这些努力，不仅汉地佛教在吐蕃日益发展，而且，此时的一些“藏人亦颇慕汉风”，《册府元龟》、《唐会要》、《佛祖统记》以及敦煌写卷和吐蕃文献，均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在唐吐交往中汉僧的文化使者和文化桥梁作用愈见明显。在早期的交往中佛教的社会影响虽然不太大，但由于对王室有较大影响，这无疑对于吐蕃社会的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佛教的这种纽带和桥梁作用，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间断过，《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军俘虏汉僧的记载，足以说明佛教在唐吐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到赤松德赞晚年，汉僧摩诃衍应赞普之诏到吐蕃弘扬禅宗，使汉地佛教在吐蕃的影响达到鼎盛期。如果把禅宗以前的交往喻为一些中、小桥梁的话，那么，禅宗就是唐吐文化交流的一座大的桥梁，这座桥梁经摩诃衍十余年的苦心经营，特别是经过历时二年的“顿渐之诤”，使汉地佛教在吐蕃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前弘期吐蕃佛教的习经、修行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后弘期西藏各佛教宗派的思想和体系之中。
　　 第三，“顿渐之诤”开启了吐蕃佛教宗派之诤之先河，为后弘期各佛教宗派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顿渐之诤”前，吐蕃佛教内部没有派别对立和不同见解、不同修持方法之纷诤，亦未见这方面的历史记载，781年摩诃衍入藏传法到792年与印度佛教进行“顿渐之诤”，吐蕃佛教内部才有了直接对立、纷诤和冲突，以及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禅宗犹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使吐蕃佛教有派无诤的平静局面泛起波澜，开启了吐蕃佛教派别之诤之先河。
　　 如前所述，由于摩诃衍出色的传教活动，不仅使其“门徒广为发展”，“藏众翕然风从”，而且还在禅宗的冲击下使印度佛教从之者愈来愈少，影响愈来愈小，使其陷入了“香火中断”，“善业不举”之困难境地，在无奈之下，印僧和吐蕃僧人意希旺波等人才“乞求赞普制止”（禅宗），《贤者喜宴》说：“婆罗门僧等奏言，汉僧所教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废”。（注：《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赞普无奈只好从印度请来莲花戒， 并亲自主持了历时三年的“顿悟之诤”。对于这段历史，阿芒•贡却坚赞大师有一段评述，他说：“在雪域藏地，于佛教前弘期时，……除苯教之外，没有别的宗派，后来由于汉地和尚摩诃衍那来到藏区说法传教，故分出了顿门派和渐门派两种教理，噶玛拉西拉破除了这一不同教理，撰写了《三次第观修》等著述，清理整顿了佛教”。（注：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10页。 ）阿芒的评述说明了“顿渐之诤”是吐蕃佛教史上最早的“两种教理”之诤，它开启了佛教内部派别斗争之先河，从西藏后弘期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我们也可以说，“顿渐之诤”为后弘期西藏佛教各宗派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第四，禅宗对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影响主要侧重在僧众之归向，禅宗在吐蕃社会造成的声势，信众个人对禅宗的信仰及修行等方面的话，那么，更深层更深远的影响，当属禅宗对于西藏后弘期各宗派思想体系之影响。
　　 首先，禅宗对于宁玛派“大圆满法”的影响。
　　 “大圆满法”是宁玛派的特殊教法，据说这种秘密法门是由莲花戒传下来的。所谓“大圆满”是指众生身中“先前离垢之智”，即指人心中固有的通达佛教了悟真如的先天体认能力，宁玛派把它又称作“明空觉了”、“自然智慧”、“灵明空寂”等。因为，“说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一切诸法，悉在此灵明空寂之内，圆满无缺，故名圆满”。又因为，“再无较此更胜的解脱生死方便，故名为大”。这就是说，“众生身中无始本有的清净心性为大圆满，众生因迷此而流转生死，若能悟此就能证得涅槃”（注：《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81—182页。），“即身成佛”。
　　 宁玛派从“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基本思想出发，认为“先前离垢之智”虽然先天地存在于人人的心中，但是，人心并不仅仅是觉悟佛性的主体，因为“烦恼”、“无明”、“妄念”等与佛性一样，也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心中。所以成佛的能力还只是潜在的，现实的人心中充满着各种情感欲望，即“烦恼”、“无明”、“妄念”，从而使其不能超脱生死轮回之苦。
　　 那么，怎样才能涤除妄念，超脱生死轮回之苦而觉悟成佛呢？宁玛派认为，既然“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而流转生死，若能觉悟此理就可证得涅槃，“即身成佛”。所以，在修行成佛的方法与步骤上，宁玛派不主张从涤除妄念入手，而主张直接发现“明空赤露的心”。并认为，只要“了知明空觉了就是解脱生死的最上方便”。宁玛派说：“诸佛智慧，众生本具，若无明清净，当体证得，若无执着，当体成佛。但此一上不觉，即是无明，起自他执，即成众生，轮回六道”。（注：《土观宗派泾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李安宅：《西藏红教的（大圆满胜慧澈却脱噶全书）》，《密宗大成就》，台湾版。）用什么方法和途径觉悟这“清净心性”呢？宁玛派主张，“这个当下无有污垢，明空无执的自己觉性，让它宽坦任远，任它妄念境相起伏变化，都不去辨别好恶，不作破立，只保证此明空赤露，这就是大圆满修习的心要”。（注：《土观宗派泾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就是说，“宽坦任远”，“不作破立”就是潜在的真如佛性之自由发挥和显现，因而，修行的功夫不在于如何抑制通常的心灵思维，涤除妄念，而在于如何放松对心灵活动的抑制、束缚与控制，以使人人所具有的这种直觉能力和灵感由隐到显，由潜在变为现实，达到成佛的目的。显然，从宁玛派的这种放任自心，轻松自然的修行方法中，可以看到禅宗的印迹，同禅宗的“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语……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性，即是解脱”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