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理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总结，但佛学与儒学的相生相胜无疑最为引人注目。先秦儒学和以华严禅为代表的佛学是理学兴起的直接理论来源。“穷理尽性”的问题和对道物（理事）、虚实、体用、性情、心迹等理论的探讨则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主题。先秦儒学开始了对内在性理的关注，汉唐儒学丢弃了这一传统而被佛学所超越。华严禅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各派理论的总结为儒学的新生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理学是在佛学理论的刺激和熏染中重新发掘先秦儒学的精髓而创立起来的。

　　 佛教从汉代传入以来，到隋唐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尤以华严宗和禅宗最为引人注目。但华严禅的概念不是华严宗与禅宗的简单凑合，而是宗密对二宗、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整个佛教宗派的理论加以融合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华严禅在中唐以后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这一趋势突出地表明了佛教哲学在理论上的强盛和相对于其他学派的优势地位。故对儒家学者来说，纷繁杂陈的佛教宗派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在他们眼中，佛教乃是一个整体化的异端阵营，华严禅流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效果正是从这里表现了出来。
　　 相对于佛教的兴盛，儒学在汉唐时期一直处于低潮。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佛教理论的精致性、思辨性和神秘化为汉唐儒学所不能及。朱熹后来总结说，佛老的理论对儒家是“弥近理而大乱真”（《中庸章句序》）。倘若此，问题便集中在佛学何以能“弥近理”而“大乱真”上。在这里，“理”与“真（性）”本是同一的概念，儒佛之兴衰事实上正是取决对于性理的思考。

　　 　　一、传统儒学对道物和性理关系的思考

　　 从孔子开始的先秦儒家哲学，是适应春秋战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它主要关注的是现实人生和人伦道德的问题。但在《中庸》、《乐记》、《孟子》、《易传》等为代表的儒家元典之中，也表现出一定的超越层面的理性思辨和注重形而上下不离的哲学传统。
　　 《中庸》是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对道物（人）关系提出最根本定位的著作。它明确提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对于道不离人的含义，《中庸》一是从自我道德修养的角度，强调君子必须随时检省自己的言行，自觉循道而行。因为道既内在于人又是客观的标准，所以人人皆具并可以此来衡量他人。二是从“天命之谓性”出发，认为道与人本为一体，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距离，人不依道去做，只是人离其道而非道远其人，所以君子治人是以人本有之道去治之。同时，《中庸》又提出了“忠恕，违道不远”的问题，似乎“忠恕”与道存在着距离而只是距离不远。但“忠恕”作为儒家人伦道德的核心，在《论语》中又被曾参概括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如何又与道拉开了距离呢？再加上所谓孔子对于君子之道一道也不能的问题，使得道与人究竟是何关系又出现了不确定的因素。
　　 在性理一方，先秦儒家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乐记》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和以此性为“天理”的观点。意味性理为人先天所具而又必然要向外发现，而人由于其好恶情感，在此发现过程中极易为外物所引诱而丧失自己的先天本性。在这里，与《中庸》的“戒慎恐惧”一致，人的自我“反躬”是人与内在性理保持统一的关键所在。二则是《易传•说卦》的“穷理尽性至命”之说。但《说卦》对于如何穷理尽性并没有给予具体的解释，只是以为圣人作《易》遵循的是“性命之理”，天地人“三才”之道都是性命之理的发明和表现。先秦哲学注重“尽性”之说的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和《中庸》的“尽其（己）性、人性和物性”之说。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与内在之天和万物本性的感通，以便提升主体的境界而最终实现天人合一，而没有回答如何去“穷尽”性理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说，先秦儒学的辉煌主要还是表现在提出问题，道不离人和穷理尽性的形上学思考尚不可能成为先秦儒学的主题。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以后，汉唐儒家对佛教的排斥和批判，以韩愈为典型的代表。韩愈以仁义为定名，道德为虚位，强调仁义内容与道德形式必须相互统一。以这样的观点来反驳佛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显然在理论上并不使人觉得深刻。因为“道德”的要害其实不在于它与仁义的关系，而是在于它与“人”的关系。但恰恰在这一点上，韩愈没有能给与应有的重视。在他这里，道与人是可分可合的。如此的道人相“分”，带给了韩愈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即儒家的理论完全落在了形而下的具体经验层面或伦常关系之中，对于超越层面的天道性命等等则缺乏深入的研究。从子贡感叹“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到刘禹锡承认儒家确实存在“罕言性命”之弊，都说明了儒家学者对于涉及天道心性的形上学思辨而产生的理论窘境是深有体会的。
　　 儒家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在汉以后虽然步步高升，但独尊儒术主要是出于国家“大一统”和稳定至上的社会政治需要，儒学在理论的层面实际上已止步不前，经学章句成为了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主流：“纷纷儒林士，章句以为贤。问之性命理，醉梦俱茫然。”（《胡宏集•简彪汉民》，50页）性理的概念和“穷理尽性”的问题虽然也是儒家本有的思想，但后来的发展却成为了佛教的专利并借此压倒了儒家。理论的演变有它自身的规律，希望了解现实世界存在变化的原因和根据的渴望，作为推进理论研究的最深厚的动力，它必然要表现出来。事实上，能否在此问题上向前推进，已经成为了新的学术思想可能创生的基本理论前提。儒家既然不能满足这一历史的要求，玄学和佛教的相继应时而兴就是不难理解的。佛教华严宗和禅宗在理事（道物）和心性关系上的形上学思辨，成为汉唐时期中国本体论哲学的最突出的代表。

　　 　　二、华严禅的理事和心性思辨

　　 华严禅作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禅教合一和顿渐合一的产物，实际上揭示了佛教理论的发展由杂多走向一统的趋势，佛教“判教”的哲学意义也正是从这里表现了出来。虽然禅宗后来分化为不同的宗派，但那主要是在佛法修持和教门承传的意义上，就哲学基本理论来说，佛教在华严禅以后仍然可以看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依旧是如何在佛学与儒学之间进行折衷协调。佛儒之间的异同高低，集中体现在对性理本原的哲学思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