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迹合一
　　 心迹与道物、虚实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它更多涉及的是方法的问题。韩愈指斥佛教“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不能说没有道理；认定佛教“髡而辎，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也有事实根据，然“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同上）。在柳宗元、刘禹锡看来，韩愈所抓住的，其实只是“迹”之一方，而既将眼光限制于“迹”，看不到殊途可以同归，“迹”异不妨“心”同，在理论上也就显得苍白乏力。如此“知石而不知韫玉”确实点出了以韩愈为代表的部分儒家学者在反佛问题上存在的盲目性和片面性。事实上，韩愈既无法解释佛教“弃其父子，绝其夫妇”、“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欧阳修：《本论下》）的现实，也回答不了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化身，却为何多半都支持和利用佛教的问题。其实，佛教之“治心”，至多就只是“外”儒家伦常，而决非想要“外天下国家”。这既是佛教在与儒家的长期争辩中所坚持的原则，也为历史实践的检验所确认。
　　 北宋初，禅师契嵩对于儒佛的心迹异同有一个典型的总结。他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辅教编中•广原教》）契嵩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为善之方”或“善道”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理由说只有儒之一方一道才是天下唯一的善道，也不能因为儒家讲善就反对别家讲善。儒家历来以所谓“先王之道”、“先王之教”为唯一的善道而贬斥佛老为异端，讲“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上刘工部书》），其实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而且也是与《周易•系辞下》通过孔子之口道出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观点相矛盾的。事实上，“见其心，则天下无有不是；循其迹，则天下无有不非”（《辅教编中•广原教》）。契嵩的观点较之韩愈，显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从韩愈以“迹”判儒佛之异而反佛，到柳宗元、刘禹锡、契嵩以“心”证儒佛之同而赞佛，再到理学家以心迹一理辩儒（新儒）佛之异而批佛，正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二程言：“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二程集•遗书》，3页）不论是心还是迹，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 都重在双方的统一。迹误正是心误的表现，而心正必然引导迹正，正如同脚行总是受心行的支配一样。这一道理具有普遍的意义，上下、本末、内外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一理”，硬要在其中分辨一是一非是说不通的。
　　 二程的观点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的意义。事实上，不止儒学，佛教同样承袭了理学心迹合一的思路。明末德清在阐发和论证三教同源合一的主张时，既维护佛教的无有一事一法不从“此心”而立，心是三教合一的本体和主体的观点，又强调不能只留意于“迹”而把三教分割开来，应当从心迹的统一入手以把三教统一起来：“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道德经解发题•发明归趣》，《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四五）在德清，以心融迹虽高于以迹求心，但仍不是最高的追求，只有达到心迹相忘这一特定宗教意义上的心迹合一，才可能实现万派百川归一的终极的理想。
　　 　　（四）万理归于一理
　　 理学的形成有两个最突出的标志，这就是道统说和天理论。前者点明了儒家的学术渊源和门户，后者则突出了理学的理论特色。而这二者都是从二程开始的。程颐明确提出他们兄弟二人接续起了至孟子而中绝的圣人道统，而将首倡此说的韩愈抛在了一边；程颢则公开声明“天理”二字系他们自己“体贴”出来，将“理”论的发明权授予了自身。在事实上，也确实由二程才开始了一个典型形态的以天理为本体的理学体系。故后来的理学主流派被统称为“理学”或“道学”不是没有理由的。
　　 程颐在回答弟子关于《华严经》中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之“理”的提问时，曾概括说：“一言以蔽之，不过万理归于一理也。”（《二程集•遗书》，195 页）这个“万理归于一理”不仅是吸收了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成分，更是表明了二程将天下各派所云之理统归为一个“天理”的理论创新。在二程看来，佛教将“明理”与“执理”对立的“理障”之说只能表明佛教未能从根本上把握理。而他们自己的天理则显然超越了这一局限：“天下只有一个理，既明此理，夫复何障？若以理为障，则是己与理为二。”（同上书，196 页）理作为天理，乃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最高本体，一旦上达于这一境界，则天地万物均已与理相贯，如何会有障？“己与理为二”之理是佛教的有障、有限之理，而己与理为一的无障、无限之理才是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理学的天理。这既是理学本体理论的重心所在，也是后来理学各派所共同认可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朱熹总结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文公文集•读大纪》）天地得理而为天地，万物得理而构成其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无所适而不在。如此的以天理为本体的世界存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创造。“理”既是实理，又是必然和无限，最终使融合儒释道的新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超越了其他各家学说而真正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