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
近代佛教教育的兴起约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佛教外部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的原因。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以佛道寺观产业的十分之七充作社会教育之资，兴起“庙产兴学”运动，并获朝廷允准实施，由此而激发佛教界以寺产兴办僧教育兼办普通教育的热潮。动因本在保护佛教寺产，实际则成为近代佛教教育兴起的契机。二是佛教内部的原因。传统佛教丛林经过一千余年，到了清朝末年已积弊重重，丛林寺产极为丰厚，却不仅不再能培养僧材，弘续佛法，反成了障道因缘。“一般僧寺多以贩卖如来家业争取货利，以财富为荣、名利为尚。向上一着，早无人问津。”(1)当时名山大刹，数百僧众中，能写三百字书信者也不多，可见教育水平之低下。杨仁山居士因此慨叹当时“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坠坏之时。”(2)当时之寺院，许多成了社会上一些无职业者的谋生庇护处。佛教规模虽存，却徒有空壳，早已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这是佛教界必须自我改革而以丛林寺产兴办佛教学堂、培育僧材、振兴佛教的内部原因。其三是文化层面的原因，较之社会层面的原因可能更为深刻。清末中国社会正值国门初开、中西文化推排激荡之时，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有国家民族之危机；面对造就船坚炮利之西方文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从而有中西体用之争，于今未息。佛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部分，值此时势，无论为佛教自身，还是为国家社会，都有反思和变革之驱力。因此，近代新式佛教教育的兴起，除了有保护寺产、维护佛教的动机外，更有振兴佛教的理想，乃至有以佛教拯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向全世界弘扬佛法的愿望。基于这一文化层面的原因而兴办的新式佛教教育，起点是较高的。金陵刻经处于本世纪初兴办的佛教教育，即是这样一种高起点的新式佛教教育。
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之前，已有江苏扬州天宁寺于1906年开办的“普通僧学堂”，由释文希主持。就时间而言，这是近代史上由国人开办的第一家新式僧学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晓曾于长沙开办僧学堂，1899年南京“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也曾开设“东文学堂”，但皆非国人所办。释文希于扬州天宁寺所办的僧学堂，资金来源于镇江、扬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资动因只是藉办学作为保护寺产的手段，并无兴办僧教育以培育人才的理想，因此不久即与释文希发生冲突。最后释文希被捕，扬州僧学堂因此停办。杨仁山居士曾对扬州僧学堂寄予厚望，并希望镇江之金山寺、常州之天宁寺也开办僧学堂，但他对“各寺住持僧安于守旧”有深刻的认识，深知“非得大权力以鼓动其机，不能奋发有为也。”(3)
扬州僧学堂停办的第二年，即1908年，杨仁山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杨仁山以居士身而兴办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不无对传统佛教界办新式僧教育的失望，更主要是出于他对当时佛教衰弊的洞察。杨仁山认为佛教式微的关键在于缺乏人才。“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4)由于试经、传戒等古制的弛废，而造成出家众素质低落，“安于固陋，不学无术”。因此，振兴佛教之机，首先在于人才的培养。事实上远在扬州普通僧学堂之前许多年，杨仁山就已有兴办僧教育的创议：
“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乃创议数年，无应之者”(5)。
杨仁山于1878年曾随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后有三年之久，考察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宗教等制度，具有同时代一般人——尤其是当时佛教人士所难得的开阔视野和洞察力。他深刻认识到“斯世竞争，无非学问”，而佛教的兴衰也全系乎此。落到实处，即在提高出家众的素质，培养优秀僧材。因此，杨仁山居士倡导新式僧教育就时间而言可以说是近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人物之一，而在办学思想上更有同时代一般佛教徒难以企及者。金陵刻经处以杨仁山居士所捐献私宅为基业，并赖十方信众护持，为一刻印流通佛教经典之所，并非一般僧寺，自无以办学保护寺产之考虑。祗洹精舍的办学经费，基本由各界捐助，办学理想极其宏大。祗洹精舍创办时间虽在1908年，其缘起可上溯至1893年。当时杨仁山居士与锡兰摩诃菩提会达磨波罗相识，达磨波罗欲振兴世界佛教，而拟从复兴印度佛教开始。祗洹精舍创办一大动因，即在培育人才赴印度弘法，由印度而遍及世界。由此可见祗洹精舍办学目标之远大，非后来一般之佛学院可比。这也是杨仁山居士弘法之愿心和开阔之视野的体现。早在1878年他42岁时，即有弘扬世界佛学的想法。在与南条文雄通信中他写到：“弟潜心净域十余年，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6)后来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又写到：“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