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兴办佛教教育，虽为时短绌(因经费不敷等原因，祗洹精舍前后不足两年)，但影响极大。作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它不仅为近代佛教复兴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为后来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种榜样。祗洹精舍所培养的僧俗两众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为佛教事业作出贡献；祗洹精舍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对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欧阳竟无居士先就金陵刻经处成立“研究部”，后以研究部为基础创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支那内学院”，继承和发展杨仁山的佛教教育事业，其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著名佛教学者，对近代佛教学术文化贡献极大。太虚法师后来致力于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个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基础。太虚的佛教教育事业深受祗洹精舍的影响。他入学祗洹精舍时年仅21岁，乃是因对一般僧教育组织有不少“徒拥虚名”或过于随顺潮流而“失却佛教立场”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的失望，忽闻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为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认为是一“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¹⁰⁾而加入。后来他所创办的许多佛学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学院后更名为“世界佛学苑”，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课程规制上，也受祗洹精舍的影响。太虚早期创办之“觉社”(1917)，其中有“佛教大学院”，太虚自谓“仿照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祗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¹¹⁾，可以说是杨仁山佛教教育事业的直接继承。

　　金陵刻经处世纪初的佛教教育事业，对近代佛教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太虚法师曾评价说：“祗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¹²⁾

　　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写到，祗洹精舍为时虽短，“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设施，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¹³⁾评价至高。因此之故，有的学者认为金陵刻经处不仅是近代佛教一重要的研究和出版机构，同时又是“近代佛学教育的中心”。⁽¹⁴⁾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金陵刻经处于本世纪初所兴办之佛教教育，除了它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和具有的影响外，还为近代佛教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传统佛教教育二千年来都是依托于寺院丛林，局限于宗教界，这固然有其保存佛教优良传统等优势所在，但传统教界一定程度存在的保守倾向和某些积弊，也必然对新式佛教教育产生制约，影响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杨仁山以居士身而办僧教育，依托于金陵刻经处而非佛教寺院，居于宗教界和社会文化界之间，在形式上可以说是全新的。金陵刻经处为一集佛学研究、佛经出版和佛教教育于一体的佛教文化机构，在当时也是一个社会民间团体，不仅有佛教界法师的支持，许多方面也有赖社会人士的护持(如祗洹精舍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陈三立，当时陈三立正督办南浔铁路)，从其人员、经费、管理、事业各方面来说，都已迥异传统寺院，而其佛教文化事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也不仅局限于佛教界，而是与社会文化交汇，对当时知识界和社会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金陵刻经处对近代文化的贡献，其实不仅在于佛法弘扬之本身，而且在于它将居士道场、图书出版、高等教育合而为一的建设新文化的尝试，近世佛法勃兴实有赖于此。”⁽¹⁵⁾就佛教教育这一课题而言，祗洹精舍的高等僧教育，依托于金陵刻经处这一独特的佛教文化机构，既摆脱了清末传统佛教界的种种习弊和禁锢，又有佛经出版和佛学研究为其坚实的学术文化基础，由此保证了其高等僧教育的质量。它的成功经验，值得今后佛教教育事业认真研究和借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对金陵刻经处的佛教文化模式深有体认，称其为“集研究、讲学、刻经于一体的佛教弘法利生机构”(“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祝词”)，九旬高龄仍挂怀刻经处的佛教教育事业，谆谆嘱咐“恢复仁山先生、竟无先生创导佛学研究、培养佛教人才的事业”(1995年11月)，祝愿金陵刻经处的“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今天距杨仁山居士当年倡导佛教教育几近整整一个世纪，由于种种历史因缘，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僧众素质偏低的现状仍为一严峻的现实。缅怀杨老居士当年的宏愿悲心及其辉煌的佛教事业，我们相信，今天有政府热心支持佛教文化事业的政策，有赵朴老等老一辈大德法师和居士的心量识见、悉心护持，有年轻一代佛教人才的真实发心、精进不懈，以我们今天的时代和条件，并不亚于百年之前，今日佛教界(包括金陵刻经处)之佛教教育培育人才、续佛慧命的事业，是必定能再创辉煌的。

　　注释：

　　(1)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99页。

　　(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3)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五，“与陶森甲书”。

　　(4)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

　　(5)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