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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的目的、方法及前瞻——以《维摩经》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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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佛教的神圣性品格,与向社会各界的广泛传播,虽是体与用、源与流的关系。然对佛教教育而言,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维摩经·佛国品》指出,众生是菩萨成就佛国净土的根基,必须随一切众生的机缘而净其心。随众生的机缘,是辨别教育对象的根机,从而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法;净其心,则是佛教教育的宗旨,由心灵净化,进而国土净、众生安、天下平。
   《维摩经》这一教育理路与《阿含经》一脉相承,《杂阿含经》267经指出:“当善思惟观察于心。所以者何?长夜心为贪欲所染,瞋恚、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佛教虽讲色心不二、依正相依,但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就个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
   中国的传统思想都重视人心的作用。《尚书·大禹谟》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佛教最为重要的《七佛通诫偈》,则对上述儒道二家所说的人心与道心、圣人心与百姓心的关系,从实践角度作了高度概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包含了善与恶、舍与执、迷与悟、菩提与烦恼。世人之心既是真心、清净、觉悟,又是妄心、染污、烦恼。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同时先天具有。
   《维摩经·佛国品》指出,心净的前提是发直心、深心、菩提心。这三心,使“自净其意”的佛法总纲具有无限深广的内涵。继阐述三心之后,递次展开六度、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回向心、十善等菩萨度生的实践,都是在世出世间两方面对净心的充实和展开。
   以发直心、深心、菩提心三心为纲的净心实践,按欧阳渐的说法,即“充人之量”,并以此视为佛教教育之根本宗旨。随众生的机缘,即通过教育,激发众生本具的真心、清净、觉悟的面向,而不是顺应其妄心、染污、烦恼的面向。正如欧阳渐所强调,教育不应从民之欲望,趋时之潮流,应辨明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国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为人耳。” (3)

(二)由体起用,区分二类教育对象
   欧阳渐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系统阐释了佛教教育的各项原则。他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要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和社会,确立师道的价值。确立师道,在于传授舍生取义之教,而非以“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4)然而,现实却往往是使教育陷入名利场中,“师无其道,猴沐而冠,潮流所趋,又易以艺,梓匠轮舆,计功而食,贩夫鬻妇之场,叫嚣争斗不止,陵夷至于今日也!”(5)
   因此,教育须确立大本。如欧阳渐所指出,教育对象虽有平民和豪杰之分,然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
   “义利之界始明,乡愿、圣人之分始晰。”
   “有恒产而有恒心者,为一般平民言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也。”(6)
   “立志办道,其体也;多才多艺,其用也。” (7)

因此,佛教教育的对象应是立志办道的豪杰,成为匡时救世的人天师表。在这个根本上,由体起用,“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培养多才多艺的化世导俗人才。

(三)引入佛教教育圈理论模型
   欧阳渐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本,恰可对治当前佛教主体软弱、神圣性资源流失之流弊。然而,“立志办道”之体,与“多才多艺”之“用”,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豪杰之教”与“平民之教”理应同步发展,使有“恒产”者也有“恒心”,有“恒心”者亦有“恒产”。
   为此,有必要引入笔者多年前提出的佛教教育圈理论模型。(8)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在上述三重关系中,信仰层圈、宗教标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是第一位的,不能本末倒置,导致佛教淡化宗教主体性的边缘化结果。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批续佛慧灯、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

四、对三类教育模式之再检讨

当前,中国大陆的佛教教育与台港地区和海外存在巨大的差异,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竟然没有一所佛教大学。这种强烈反差,导致大量佛教人才向海外、向世俗流动。同时,佛教界、学术界和政府,把创办佛教大学看作近期努力方向的认识,也逐渐趋同。但从禅式教育的角度看,把佛教大学看作佛教教育最高阶段的认识,则是片面的。
   历史上存在“译场讲学”、“丛林熏修”和“专业院校”三类佛教教育模式,大致代表着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阶段,都是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产物。三种模式本无优劣轻重之别,并非一个取代一个。既然时代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三种教育形式都有存在的必要。
   拙文《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对这三种模式曾有论述。本文在此基础上,谨再提供管见。
   (一)“译场讲学”是当前最为契机的模式
   时代课题:印度佛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解决经典的结集→阐发→翻译→刊刻(9)的时代需求。
   精英取向:“译场讲学”是一种知识精英取向的教育模式,对佛教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建立在已经完成世俗教育,并具有一定佛学素养之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