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明清以降佛门内部的衰败以及鸦片战争后外部力量对佛门的打击(如“庙产兴学风波”)，使得近代的中国佛教面临严重的存亡危机，此时，佛教界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振羽而起以挽救中国佛教，比如太虚大师所进行的佛教改革。杨仁山也生当其时，不甘寂寞，创办金陵刻经处，刊行佛经佛典，传播佛教；同时杨仁山还力图从思想层面来复兴中国佛教，他的佛学思想——尽管本文并没有对杨仁山的佛学思想作全面的介绍——都带有明显的复兴近代中国佛学的烙印。杨仁山对净土法门和《大乘起信论》的推崇，是想为中国佛学找回坚实的立足点，即在实践上以净土法门为归趣，在理论上以《大乘起信论》为支撑；而他以佛释儒，以佛释道，融汇佛儒，融汇佛道，乃是想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为张本来阐扬佛学思想。更值得一提的是，杨仁山以《大乘起信论》为本经建立“马鸣宗”，其用意显然是想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佛教宗派来复兴中国佛教，尽管“马鸣宗”的运作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也许杨仁山留给后人的记忆，更多的是他所创办的实物形态的金陵刻经处(至今还在)，但其精神形态的佛学思想却也是中国佛学思想史上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就谈到了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梁启超说：“谭嗣同从之(指杨仁山)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另外，附带提一下，杨仁山的那些“以佛释儒”和“以佛释道”的“发隐”系列作品也是当今世俗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研究的极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