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都和这两个国家有关系。这两个古代文明的中心相距不远，同在亚洲，两地的文化也是早有交流。但是传统的观点一般都认为，印度和中国两个文明中心之间的关系，多是印度向中国输出其文化的成果，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是深受了印度古文化的滋养而成长。西方的史学家们便是这种主张的集大成者。十七世纪甚至于有西方的史学家写出所谓“西方文明征服东方”的著作，以所谓最现代的研究方法考证后的学术结论，宣扬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完全是巴比伦文明的学习者的观点，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的本土文明。而在中国，却也是存在差不多的思想认识，有一些大家深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中国远古文明的研究中，多是借用“西风东来”的理论。更多的史家只不过将印度文化传入的年代认定为汉代以后，并认为从此开始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许多学者甚至于以此作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唯我所用的典范，以一种民族同化能力强大的表现而自得。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在今日之中国同样普遍。然而，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个极大的误会。中国和印度远古时期的文化关系，全不是人们所想象和已经认定的那样，正好相反，中国才是种种先进文化要素输出的主源。不论是原始的哲学、宗教、医学、农业、制陶的源头，都是由中国所传。前文曾专门讲过佛教的源流，而本文则专讲印度早期美术中石雕作品一事，是为中国远古文化流传到印度的一个佐证。

　　在佛祖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当时印度并不流行石雕佛像的艺术，也少有表现佛教内容的石雕刻。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印度河流域却开始盛行陶制的或石刻的印章，上面有一些符号或图案，其中的含义目前还不能解读。但从形状上观察，却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一带所发现的陶制或石制的印章极为类似。在佛祖去世以后200多年，摩揭陀国的孔 雀王朝时期，有不少雅利安人开始信仰佛教。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石雕像艺术开始流行。早期的内容多为当地居民古老生活状态的一种艺术化反映，佛教的内容并不占什么地位，祭天、宗祖、神话、围猎、农作才是主要的内容。当时石雕作品的形式和技术风格，都是中国化的。如山奇墓之外所设立的山门就是中国式的牌楼形制，石雕作品表面的磨光技术又是华北石器磨光技术的运用。这个时期的作品和我们所熟悉的具有浓厚希腊特征的犍陀罗式样的佛像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十分浓厚的中国文化的色彩，让人惊叹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为人们探索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和历史源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华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磁山文化，向来就有石质艺术品加工创作的传统。磁山的石雕猴像、红山的玉雕、精煤雕刻，都是中国古代石质艺术品早期的作品创作。这个传统比印度出现石质雕刻作品的年代要早上千年。中国华北地区灵石崇拜的传统十分悠久，以石筑祭台、以石压墓、以石围树等具有原始宗教仪式的活动中，灵石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活动都可在印度早期石雕作品中找到珠丝马迹。

　　印度早期石雕作品的代表最为集中地是在阿拉哈巴西南160公里的巴尔胡特和中央邦博帕尔附近的山奇牌坊。这些雕像修造的年代大约是起于公元前200年左右。而我们本文所介绍的也主要就是这些作品。

　　这个时期及以前，印度石雕作品中的人像从人种上看明显可以发现有三种基本的类型：一种为中国式的黄种人，一种为黑皮肤的海域黄种人，一种为古雅利安白种人。而后来因亚历山大进入印度后，佛像的人物才又有了希腊人。早期的石像作品中，尤其以中国黄种人为最多。如有 一件巴特那出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药叉女石雕像，从面貌的特征上看，明显为中国华北一带人的特征，面目平整，和雅利安人及高尔人、泰米尔人完全不同。这个石像中的女子右手托执一个拂尘，状为牛尾所制。这种形象所表现出的习俗是中国古已有之。《吕氏春秋》记有：“昔葛天氏之东，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个拂尘类的物品，早期可能并非是清洁的用具，而和古老的仪式有关。而这种人物人种中国化的特征最为集中的，要算是著名巴尔胡特石雕和山奇塔门上的人像了。在阿富汗的别克拉姆一带，这种中国式的人像作品也很多。在马吐腊的作品中，以中国人和雅利安人并成主角，而往后，犍陀罗式、斯基泰式的作品中，中国式的人物只是点缀，而不是主角了。在犍陀罗的作品中，有一个《初转法车仑》的作品，佛祖完全成了欧州人的模样，深目高鼻卷发，全如希腊大卫的雕像，而佛祖面前的听众，到成了中国人的模样。这些中国式人像在作品中地位的变化，反映出当时古印度居民民族进入和地位的相应变化。另一个《纳棺》的作品中，围棺而立有七个和尚，完全又是中国少林和尚的模样。这些具有中国人种面貌特征的人物雕像在这些作品中出现，是古代中国人早就到达印度大陆的最好证明。

　　山奇佛塔及附属的山门牌坊，内容丰富，规模宏大，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成为研究早期印度佛像雕刻的重要对象。据有关专家研究，这些雕刻作品多为佛教故事和本生故事，雕刻的技法细部认为有受希腊、波斯的影响，但主要的还是当地本土审美情趣的表现。而这个本土文化的主要内容，从雕刻的内容上看，尽管也有一些人物明显是雅利安人，也有狮子的形象，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中国文化。

　　山奇塔门的建设几乎就是中国式三层门牌坊的式样。这种东方式的牌坊门，只有在中国才有后续的运用演变，而在印度自佛教衰落以后，这种中国式样的牌坊门也就了无踪影了，西方式的凯旋门开始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个塔门的三层设计本来就源于中国古人对世界由三个层次的空间所组成的古老认识。最上的一层为天，是远祖帝的居所；第二层为人世间，人王和万物生命居其间；第三层为地府，地王妖鬼居其中。而每一层作品的两端，都是用一个线性的螺旋符号来装饰。对山奇塔门上反复出现的这种“  ”螺旋的符号，研究者都没能给出明确的解释，认为只是单纯的装饰，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不然，这个特别的符号之所在在这些石雕作中反复出现，是因为它本就有复杂的文化含义，是中国古老的风神崇拜的表现。具体的内容，在本人有关彩陶符号的研究中有过介绍。早在中国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中国的古陶器上就开始出现这种风或云的特别符号。这种符号的使用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发展到了汉代，开始成为织物和铜器上云锦纹的基本样式，后来在许多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又成为祥云的基本表现方法。汉代铜镜里这种云锦纹的图样有很多。当代彝族妇女衣服上这种图样是最为普遍的图样。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所用的火炬名为祥云，其图案还是这种线性的旋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