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段玉明在《四川文物》2008年第三期发表了《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一文，该文以出土文物为据详细分析了佛教初传巴蜀的概貌，以及与当时巴蜀传统信仰的斗争过程及结果，还原了巴蜀早期佛教的大体面貌。更对佛教传入中国路线以及年代做了新的思考。本站认为，本文资料丰富，考证严密，论述清晰，观点新颖，对理解佛教在巴蜀传播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启示，值得大力推荐。

附：

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段玉明

　　
　　 一
　　
　　 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夹在几大文化板块与通道之间,古代巴蜀或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很早即已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即在《牟子考》一文中推测:“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二道均接巴蜀———尤其滇缅通道,巴蜀由是亦成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与此先后,梁启超先生则在《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二中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根据是“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而以两广之徐闻、合浦为其起点。以交广之近西南,特别是滇越道与牂柯道的开通,西南亦应属于最早接受佛教的地区之一。尽管此类推测当时并未获得学界的支持,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提请人们就此给予重视。
　　
　　 据罗二虎先生统计:截止到2001年,在西南地区的12处确切出土地点共发现早期佛像32尊以上,其中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1尊、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2尊、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1尊、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6尊、忠县涂井14号崖墓出土编号为M14∶31①的摇钱树树干上3尊、同墓编号M14∶31②的摇钱树树干上5尊、开县红华崖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4尊、贵州清镇1号石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陕西城固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顶饰上1尊、汉中铺镇5号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2尊。此外,由绵阳市博物馆提供给罗二虎先生的资料还证实,四川绵阳复有两座东汉崖墓出土的两件摇钱树树干上铸有佛像。不止于此,在四川梓潼宏仁羊头山东汉砖石墓中,也曾出土1件树干铸有佛像的摇钱树在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摇钱树树干与树顶上亦有佛像(树干上5尊、树顶上1尊);在四川什邡皂角乡白果村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则有佛塔的图像;而在乐山西湖塘崖墓中,还曾出土1尊右手作施无畏印的陶俑。直到2001年,考古工作者还在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墓中出土1件摇钱树,上有“铜佛形象”。至于有学者言其在西昌邛海边的东汉砖石墓中曾发现用朱砂书写的梵文符号,在四川宜宾黄塔山东汉墓中曾出土1尊“坐于青狮之上”的佛像,唐长寿先生考察的结果是前者“难以确指”、后者属于“误会”,不便引为定说。虽然这些东汉至蜀墓中出土的文物大抵均无确切年代,但以丰都摇钱树座明确纪年为“延光四年”(125年)推测,佛教传入巴蜀应不晚于东汉中期。
　　
　　 关于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自伯希和始便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上分布既广、时代且早的佛教文物的相继发现,确然“可以使学者对于西南传入说多一些同情”,乃至直接改变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关于四川的佛教,……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但也未必,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依然横亘其间。例如,在滇缅与交广两道沿线的几个重要地区(如阿萨姆、缅甸、云南、越南北部、广西等),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与早期佛教相关的文物出土。故作为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目前还仅停留在一种假说阶段。仅从目前所发现的西南佛教文物的分布情况看,川西与重庆似乎更密一些。由此推测,巴蜀佛教从北方传来的可能性或者更大。主北方传来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由西域南道之鄯善穿越阿尔金山口,经青海进入四川西北(此道俗称“青海道”,也称“羌中道”),复沿岷江向东发展;一是从天水、长安、汉中方向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蜀。无论怎样,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此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新的、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二
　　
　　 巴蜀早期佛教的实际状态,限于资料,很难做出明确的描述。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发现一根八角擎天石柱,四面刻有人物、禽兽图像。顶端4像,俞伟超先生考订为东王公、西王母与佛像(俗称“项光童子”)二尊。准之和林格尔小板申壁画墓中东王公、西王母与“仙人骑白象”(佛祖降生)、“猞猁”(舍利)/“雨师驾三虬”配置,俞先生认为当时的佛教信仰“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土地崇拜的附属地位”。由此回望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根据出土情况可以大抵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崖墓石刻画像中的石佛像,一类为墓葬中随葬摇钱树上的铜或陶佛像。崖墓在东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十分盛行,“并构成了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其墓门和墓穴上方是画像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常见的内容有“胜”、羊、龙虎衔璧、嘉瓜、鸟鱼、蹲熊等。“胜”为西王母头上的装饰,转而成为辨识西王母形象的标志之一。羊则代表吉祥,其他龙虎、嘉瓜、鸟鱼、蹲熊或者象征仙境或者助人升仙。迄今为止发现的3尊石佛像,均位于崖墓前堂内壁的墓穴门楣正中位置,应当不是“作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偶像”,而是“作为仙境的一种标志,寓意入葬者已进入仙境天国”。同样,摇钱树也是一种在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十分盛行的特殊冥器,也是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其基本含义是希望墓主死后能够通过神树升天成仙,并在仙境享受富贵。铸塑于摇钱树树座、树干与顶部的佛像,常与西王母、云气纹、龙虎衔璧、蹲熊等图像配置,“寓意仙境和升仙”。合而观之,巴蜀早期佛教当“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质言之,佛教在当时人看来只是祠祀的一类,而佛也只是神仙的一种———是即温玉成先生所谓的“仙佛模式”。更进一步,温先生甚至认为摇钱树上的所谓佛像应该都是太上老君形象,“表达的是老子入夷狄教化胡人的场景”。在此“仙佛模式”里,学者普遍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还没有被西南汉夷所认识,佛陀仅是作为一个奇异的“胡神”被纳入在庞大的神仙体现之中,佛教繁芜的思想观念则完全被淹没在了外在新异的艺术形式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