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以学者都注意到了西南早期佛教文物与墓葬的关系。石刻佛像被发现在崖墓的墓穴门楣,佛塔图像被发现在墓室画像砖上,而摇钱树则是被埋于墓中的冥器。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佛教文物与墓葬发生关系是属于枝节性的,还是图一乐山麻浩崖墓墓门楣正中的石刻佛像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并非无关紧要?换言之,它们的出场仅仅是以其奇异而被随意增添进来,还是其后带有某些宗教观念?和林格尔小板申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按照俞伟超先生的破译,应是佛祖降生的一种图示;而“猞猁”(舍利),则是与死亡及其超越关联的一种图示。合而观之,表述的实是一种佛教关于生死的观念。同样,我们注意到什邡东汉画像砖上的图案:“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菩提树”实是莲花之误识,唐长寿先生已经正确指出。图案所绘之佛塔为印度窣堵坡式,本为埋藏释迦牟尼舍利之建筑,其寓意当与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舍利相同。莲花在佛教里寓意很广,既代表清净,也比喻正法。《入大乘论》卷下称十地菩萨生于摩醯首罗天王宫,坐于宝莲华王座而成佛。《观无量寿经》则称众生临终时,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将持莲台来迎九品往生之人。以是观之,莲花在佛教里还有超生的寓意。佛塔与莲花“相间”,其后当有佛教关于生死的观念———特别是超越生死的观念包含其中。
　　
　　 尽管“幽都”之说先秦已见,但直到汉代,中国人关于它的塑造仍然相当粗疏。在昆仑神话系统里,幽都位于昆仑山东北的极地之下“三千六百里”,“方二十万里”。按照王逸的注释,幽都的统治者似乎应是后土———“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但除王逸外,没有人认为后土兼管幽冥世界。近年有学者考察认为,昆仑幽都的统治者应是西王母。这与西南地区东汉崖墓中每将西王母或“胜”纹置于墓穴门楣的情形相符。但西王母却不止是幽都的主宰,更是昆仑神山的掌控者。根据昆仑神话的逻辑,自幽都而上,次第应可达至凉风、悬圃至于“太帝之居”。此一观念已被成都近郊出土的一件陶摇钱树座成功地转为了视角形象:座的整个形状是一座圆柱形高耸入云的山峰,若干行人正在登山,先行者已达到接近山顶的第三层,后随者却仍在第一、二层上艰苦跋涉;每重山峰都有一洞穴,穿越过去就进入一个新的神仙境界,而最高境界则是山顶的西王母的“天堂”。很明显,在昆仑神话系统里,作为第一层的幽都实在不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只是因为它是升仙的起点。西王母之被刻于墓穴门楣,铸于摇钱树顶叶,目的均在导人成仙,而非地狱救赎。然当佛像频繁地出现在摇钱树上、墓穴时,挟其完备缜密的地狱观念,佛教应对西南地区关于幽冥世界的认识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幽冥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当包含了六道轮回、地狱救赎等一系列佛教观念在内。如果摇钱树本身确然就是昆仑神山的象征,如巫鸿先生所揭示的,佛像之被置于摇钱树座上,对应的恰好是底层幽都,就决不应是一种随意的安排。综合观察已发现的摇钱树座,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昆仑神山造型外,一般多见龙虎衔璧、龟蛇、蛙人、怪羊、辟邪、天禄、蹲熊等等物象。参照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之帛画,所谓“蛙人”、“蹲熊”应该都是“土伯”,而“龟蛇”、“怪羊”直接见于帛画,“龙虎衔璧”则被变形作为“地下”与“天堂”的连接装饰。至于“辟邪”、“天禄”,原本即是一对“辟御妖邪”的灵兽。毫无疑问,这些物象都与阴曹地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它们被佛像取而代之时,我们说佛教关于地狱的某些观念已被注入到西南地区的丧葬仪式之中应不唐突。而当佛像取代西王母正式坐于墓穴门楣上时,此种注入明显是获得了进一步的增强。佛陀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只是一个奇异的“胡神”,在庞大的昆仑神系中无关紧要,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狱救赎者。此前仅是作为起点形成意义的幽都,因了佛陀的临现,变成了人死之后灵魂初步获得救赎的地方。总之,佛像之被置于摇钱树座上、墓穴门楣,其后应该隐含了佛教关于地狱的一系列观念。出土于陕西城固东汉砖石墓中的摇钱树顶端,璧上坐佛手持一轮,轮之下部用线条分为三瓣(图五)。同样的图像也见于安县摇钱树顶端,而其所持之轮被原报告释为“近似于玦的东西”。“玦”者,绝也。以之“表达佛与礼拜者绝交之意”,何志国先生自己也以为不妥。其实,此轮即应是佛教六道轮回之“轮”,而所分三瓣则是所谓的“三恶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三道)。轮回之“轮”操持于佛陀之手,向我们传达了地狱救赎的信息。其“三善道”(即阿修罗、人间、天道三道)不加区分,说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还主要是在“三恶道”上,“三善道”的内容尚被淹没在传统的昆仑神仙信仰中。
　　
　　 江玉祥先生考察认为:《山海经》中的“幽都之山”原是蜀人意念中的老家,魂归“幽都之山”是蜀人古老的传说。战国前后,流播荆楚地区转而成为恐怖的地下世界———幽都。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南北两大鬼都和鬼王的传说———北方的泰山鬼府和泰山府君,南方的丰都鬼狱和丰都大帝。两种传说代表了两种信仰,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前者源于上古时代人们对山岳的崇拜,兴起于东汉谶纬家之手,属于北方史官文化系统。后者源于《山海经》、《招魂》的“幽都”系统,兴起于“五斗米道”首领“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手,属于南方巫文化系统。“三张”构拟的丰都地狱,经南朝道士陶宏景的整理和传述,最终流播全国。虽然不乏某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西南地区幽冥文化传统一直较为深厚则是事实。在此深厚的幽冥文化传统里,佛教关于地狱的一系列观念率先获得认同应不奇怪。按江玉祥先生的考证,中国“十殿地狱”得以在巴蜀形成,也是有赖于此一深厚的幽冥文化传统。
　　
　　 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西南地区早期佛教与道教纠缠很深。从“仙佛模式”中的佛老合一,到城固摇钱树顶端佛像旁边的跪拜人物(罗二虎先生以为即是“跪拜道士之类”),无不建议了早期佛教与道教之间的这种纠缠。然其纠缠的关键,似不应在形象上的佛老不分,或者地位高下,而应在地狱观念的发展上。《水经注》卷三三:“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平都”即今丰都,也就是传统的丰都鬼狱之所在。“平都治”为五斗米道的“八品游治”之一,“兼建佛寺”,以及后来在此形成的丰都鬼蜮,合而揭示了道教地狱构画中佛教影响的存在,同时补证了佛教地狱观念率先被西南地方信仰吸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