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奇塔门北门最上一层，明显是天堂的设计。最顶端的大象身上，背负一大的圆圈，应是太阳的象征。两边各有一中国式门墩样的装饰，各有一蛙立于牙璋环抱之中，内容也是大有讲究，完全就是中国古代阴阳理论的最直观的表现。太阳为阳，蛙为阴，牙璋为吉祥。这样的艺术 表现形式演进到汉代时期，最高的天上一层都以一圆中有蛙，另一圆中有鸟来表示阴阳共存了。这个蛙的形象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金蛙的形象是完全一样的。牙璋向来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礼器，最早见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后来商周时期在陕西、四川多见。山奇塔门上的牙璋图样，只可能来源于中国。在后来印度的马吐腊出土了一件公元200年左右的石雕作品，叫《树下女神》，一名女子的左手也是握执一大的牙璋，炳下而端上。因牙璋上部有损，不仔细观察还以为是女神手执一大刀，但是顶端上却有一丛向上生长的果子，以及所有这个时期印度石雕作品中从来都没有拿着武器的女神形象出现来判断，此女神手执之物为牙璋应不会有错。

山奇第二塔栏干上有一个特别的纹饰引人注目。表现的是一个柱子上的最顶端，有一个圆形的轮子，被装饰起来，柱两边有立人，柱底有花草和瑞兽。这个轮子应当是风轮或车轮的表示。在中国古代早有风神的活动，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风轮的符号很多，就是这种风神崇拜的产物。在中国三星堆文物坑的出土文物中，也有一件铜制的大圆轮器物。专家多不解其意，猜什么的都有，如太阳纹装饰等。看了印度山奇塔门上的这个图样后，三星堆铜轮的用途就真相大白了。三星堆的年代，要远远早于山奇门的雕造年代，其中的文化先后关系一目了然。

　　塔门上的羊、虎两种动物都设计成长有翅膀，而这两种动物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都是可据可查的。羊神曾经给古人送来五谷，而神虎则在商代被说成是专门吃一种特别女鬼的勇士。四川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就有这种虎首鸟翼的图案，成都市交通巷出土的蚕纹戈上就有。在中国，飞虎其实是天上星象的表示，是专指西方七星。雅利安文化色彩的狮子，在这门上也有，但都没长翅膀。猴也是山奇塔门上的角色，这个传统和中国华北一带的古老习俗完全一样，都是远祖崇拜的遗迹。山门塔柱的设计也是中国风格，完全是采用中国商代一样的方式，以四个力士托举支撑的形象来表现地王支撑大地。在中国曾侯乙古墓中大棺四角的支撑设计，就是这种四力士托举的形式。南门二、三层区间划分的方法，也是中国商代美术中常用的方法，以一种正弦曲线进行区间的区隔。中国三星堆出土的大牙璋上也是用这种方法进行区间的划分。

　　在这个石雕作品群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画面：两名妇女带领一名婴儿跪在一座方型的石墓前哭泣，墓后立有一挂满珠串的吉祥树，傍边多站立一些人观看，神情严肃，有时还有灵猴参与。专家多将这样的场面说成是怀念佛祖、追忆菩提树，这种说法大有疑问。佛祖死后就已火化，那中间的石棺肯定不是什么佛祖之物。中国古老的葬俗内容规仪复杂，以石棺葬人是中国西南一带早已有之的方式。并且中国久有树崇拜，以树为祖在中国南方的许多民族中都有较深的观念。墓上堆坟、坟上种树在中国是春秋时期已有的习俗。孔子找坟的故事就说明这一点。以公元前200年左右佛教的影响力，民众对佛祖的崇拜肯定还达不到更为传统的远祖崇拜的程度。因而这个时期的这些场景，可能与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更象是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是当新生的儿童长到一定的年纪就必须到先祖的墓前举行的怀念先祖的仪式。

　　还有一种场面在这些石雕作品中可以常见：有两队手执匕首和弓箭的队伍，或骑马或骑象，分列于一棵吉祥的大树两边，树上挂有成串特别的装饰物。这些画面的意义没有人能解释，因为要和佛教拉上关系实在是困难。这样的场面其实是古老的守猎活动前所要举行的祭猎神的仪式。这样的仪式保留在中国古老的萨满教守猎仪式当中，和清代中期中国北方满族、赫哲族举行守猎活动前祭祀猎神的仪式内容完全相同，连树上挂的特别装饰物也是大同小异，也是萨满教中称之为吉尔基的法物。

　　这些石雕作品中所出现的一些特别的在形象上变异后具有神力的动物，在这里要专门地加以介绍，因为这些动物所代表的神可都是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印度的。第一位的主角在第一塔东门之上，是一匹头长独角的马。这样的马显然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物，而这样的神话在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中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西方专家对此种神马的的解释，只说是怪兽，但其中文化的含义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可以解释。而这马在中国却是有根源的，它是生活在中国华北一带的山神，称为“駁马”，这在《山海经-北山经》中就有记载，生活在山西的汾水一带。后来在东晋年间有记载说是在越南曾有人抓到过“駁马”。第二位主角是这山门上一幅佛经故事画中所见，有一只大公鸡站立于大树之上。鸡在印度的雅利安人的传统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说辞，而在中国，鸡却是具有神奇的魔力。人们认为鸡是可以唤醒太阳的神鸟，能掌握时间。在苗族人的观念中还是人死之后灵魂回归故里的引路神，还是雷公的化身。南朝人所著《述异记》中就讲“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之鸡则随之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物中，就有精美的青铜鸡作品，从时间上讲都要早于这些石雕作品中的鸡作品年代。第四个角色就是一只五头蛇和九头蛇。五头蛇是巴尔胡特的作品，九头蛇则是马吐腊出土的公元二世纪的作品。这种多头蛇形象的神，西方的专家多认为是龙王爷的形象，这也是一种误解。多头蛇在远古时期的中国并不和龙有关，而是一种守护神，视具体担任守护任务的地理方位而定到底有几头。《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这些守护神的情况，有两头的，也有九头的。而那个九头的蛇神就是大禹的守护神，叫开明兽，因为要守九道门、九口井，于是便有九个头，否则就会在看守时顾此失彼。第五个角色是猪首鱼身神。这种形象的神祗在中国远古时代也有同类的的形象而且是大名鼎鼎，他可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老子，名叫韩流，长得就是这付模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山东、江浙都有以猪陪葬的情况，在古陶上也有猪的符号性图样。第六个角色是在巴尔胡特石柱上雕刻的一个人面、马身、牛尾的怪兽。这个怪兽的形象完全是正面的积极形象，没有恶搞的成分在内。这样的神兽在印度雅利安人的神话中、西方的希腊神话中，都找不到源头，而在中国，则相同的神祗都是找得到原型的。《山海经-北山经》中介绍少咸山时，就讲到这种神兽，名字叫“炸窳”，发出的声音如婴儿的啼哭，是能吃人的。传说“炸窳”是古代的一位天神，原来的模样也是和北方的山神一样，人面蛇身，后来因为犯错误被另一个天神贰负杀害，天帝可怜他，将其救活，变成了兽的模样。可他复活后并没有弃暗投明，专以吃人为生，成了恶兽。到了帝尧时期，成为和凿齿、九婴、修蛇一道的“四凶”，被尧帝征杀。这个神话还有其他不同版本，内容相同，四凶的名字不同。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尧帝时期对四个部落的征讨，这些神祗是这四个部落的部族标志。尧帝战胜了这些部落以后，将他们分别流放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极远之地。凿齿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那一支，叫修蛇；而这个“炸窳”，则可能被流放到了极西之地，后来进入到印度的巴尔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