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出土于公元一世纪的马吐腊作品，是耆那教的石板雕刻画，很精美，图样复杂，其中也有许多中国文化的因素。据说，耆那教的基本教义之中，就有许多中国的道学思想。这件石板雕刻作品中，就有中国式样的牙璋图案、仰韶文化中的万字纹图案、双鱼图案，这或许真的能够印证耆那教和中国道学之间的文化思想关系。在中国汉代的一些铜镜中，也有和那石板画上图案极其相似的作品。从宗教的角度看，中国古老的道学思想，对古伊朗的袄教、古印度的耆那教、古印度的佛教，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些石雕刻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真实存在。

　　有一件出土于巴尔胡特题为《须达长者布施》的石雕作品，中心位置上有一位中国面貌的男子，双手端有一件陶器的水具，器型同中国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中的陶禾完全一样。也是在巴尔胡特，有件特别精致的《树下女神》的作品，东方人偏平的面貌上，有花朵样的纹身。这样的纹身图样，在其他的作品中都找不到第二例。印度雅利安人是不纹身的，而在古中国，却有纹身的习俗。在半山类型的彩陶作品中，有件人头型器盖的作品面部就有线绘的图样，专家考证应是纹身。印度这些早期石雕作品中的女性装饰，多用珠串、海贝、狼牙的习惯，以及用石 质的臂环、手环装饰的习惯，都和古时甘肃、青海地区女性装饰的习惯相同，如柳湾墓地中所考古发现的一样。

　　在巴尔胡特的石雕作品中，还可常见一种人物的飞天形象，有三种基本的式样，一是单纯的将人悬于空中，二是将人画两个翅膀，三是人面鸟身。这样的飞人形象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年代远远早于印度这个时期。三星堆文化中就早已有人面鸟身人像的出现，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代部族的记号。猴飞天出现的年代也很早，后来还演化成龙的形象。这些文化的现象，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古人早就认为，人成仙人之后便会长出翅膀，成为羽人。汉代时期的美术作品中，这样的仙人形象有很多。

　　在巴尔胡特的一幅名为《礼拜佛陀》的石雕作品，画面中有三十多人围在中间一座石碑边，或双手合什，或以手抚胸，神情肃穆。主题和佛陀没有什么关系。中间石碑上最核心的位置上，雕刻有三只对外张开的手印。这么多人围着三只手印在那里发呆，不能解释为大家面对的是佛陀在荣誉殿堂中有意留存的手印。所以这石碑应该是古代这个部族的徽标或图腾。这个部族的根源同样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而在中国远古时代却有活动的痕迹。早在中国河西走廊的西霸文化时期，中国古代的先民就有将手印纹绘在陶器上的习惯。西霸文化一件四方彩陶杯上，就一面绘画有两只竖起的手印。这个地区又正是处在中原文化向西流传的线路上。《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记载有“三首国”的也是，是帝颛顼的后代，这支部族后流动到蜀，由蜀进入西藏、印度。“三首”是“三手”的通假写法，因为在1981年时考古发现山东省临朐县西周时期青铜器上，就有一身三手的图样。《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又有一首三身国。而后来在四川差不多同时期的青铜器上，多见手印纹的符号。伏元杰先生认为“三身”、“三手”、“三朱”、“三蜀”，“三寿”，其实都是讲的一回事，各地口音不同所形成的差异。

　　在巴尔胡特有一个石柱细部的雕刻中，出现了两个造型奇特的象兽和牛兽，还有一只盘旋而上的猪首鱼身兽。这几个怪兽所以称之为怪，全是因为它们的前后身的造型方式全然不同。其前半身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是象、牛、猪的模样，其翻卷的长鼻，柱状的象足，牛头顶角，牛蹄，猪头等要素一目了然。但这动物的后半身全都变成翻卷的蛇身并加一个鱼尾。这样的动物造型设计独特，构思奇妙，应当和古人的某种原始信仰和文化的观念有关。但是这种将动物异化变形从而表达某种思想的作法，从来都是古代中国人的特别方式，为世界上其它文明所少见。这样相似的表现形式，在古印度以后的的美术作品中再也找不到相同的例子。寻找这种艺术设计的原始思路源头，居然还是不可思议地在中国找到早期的证据。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华北平原的赤峰赵宝沟文化遗址，就发现有与万里之外的古印度石雕作品上完全相同的这种神兽艺术作品。这个发现是惊人的，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赵宝沟文化的主人所设计的这种特别的神兽，自有其文化的含义，却能够在四千多年后的古印度巴尔胡特石雕作品中得以再现，这足以证明这些古印度的居民就是中国华北一带古居民的后裔，唯其如此，这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才能够得到完整的继承和保留。

在中国华北赤峰赵宝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古发现中，有一种刻划纹装饰的高领陶罐，上面的怪兽就是和印度石雕上完全相同的装饰方式。有件作品上首尾相连地刻画有猪、牛、龟、鹿四种动物，还有单件的猪首鱼身图样罐，全是这种前半部写实后半身异化成鱼尾的式样。这种动物的面貌，其根源是从中国古老生命哲学“太一生水、进而生两仪、四象、阴阳、万物”的认识中来。所以这些动物都有鱼的尾巴，而不论这动物本身是不是水生动物，以此表现他们都从水中而来。中国这种古老的生命诞生的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湖北郭店楚竹简中有相当完整的记录，也在西藏的创生神话中有完整的保留。中国文化的流传与传承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柳诒徵先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的文章，分析秦汉之后中国文化的衰落原因，角度独特。但其中将中国和印度间的文化交流关系，都是按社会一般的常识的认定的那样——印度文化是趁了中国文化的衰落之机才得以乘虚而入的，“即印度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页）如今看来，这个时期印度传向中国的文化，其实质是中国远古文化另一支发展结果的回流，其根就在中国，所以回流之后才能反而盛于回传之地。中国内地对这些文化的接纳，因为本是同根所生，故从无排斥，更谈不上所谓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量。巴尔胡特、马吐腊的早期石雕作品，丰富地展现了远古时期中国古老文化，和中国古史料的有关记载两相印证，从一个全新角度为我们研究中国远古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内地居民早期迁移印度的历史脚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光辉灿烂和无与伦比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