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师长、妻子、朋友、仆婢、宗教家，同样相互有五种义务。这虽是极为平常的义务，但都是一些今日之吾人亦可照样依用之适切稳当的义务，於此可见佛陀教法之合理性与普遍妥当性。

注一八：如长阿含一六、善生经；中阿含一三五、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巴利长部三一、教诫尸迦罗经等。此外，佛陀常作临机应变、当意即妙的说法。例如：在山上见燃烧的火，即对比丘们说，世人被贪瞋痴三毒之猛火燃烧；见恒河中有大木漂浮，则对比丘们说，此木不附於两岸，亦不沈於中流，内部亦不腐朽，则能注於大海而止，与此相同，比丘之修行，若无内外之障碍，则必能入涅槃之大海而止於寂静。又给孤独长者之媳妇，自毫家世，嫁入之后非常高傲，因而家庭风波不绝。佛陀召此女而问她：妻有极恶妻至理想之妻的七种妻子，你愿做那一种妻？而让此女亦想成为一理想之妻。（玉耶女经）

（四）佛教的世界性、普遍性

如上述之佛陀的立场，系基於普通化的人性之立场，所以是超越印度这种地域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限制的，亦超越所谓二千五百年前的时代的古代性与幼稚性。因此佛陀的说法有经常不变的新鲜之处，而具有成为人类永远之灯火的光辉。这形成佛教的世界性、普遍性，此种新鲜度在基督教的福音书中亦同样可见。由此点来说，佛教与基督教的圣典，是与人类同样具有永恒生命的，但若论其合理性与批判性，则佛教远较基督教优异。虽然其见解因人而异，但至少以客观性来看，作为在合理主义化的今后世界之理性宗教的理想，佛教所占的地位理应被判以很高的评价。

佛教有其合理性、批判性，故远离一切偏见。只要是合於法与义，任何思想亦予以採用而不踌躇，又任何事物亦遵从「法与义之饶益」的标准，而加以改善。不论是个人或民族、国家，在这合理性、批判性的精神之下前进时，自觉自己的长处为长处而善加活用，见他人的长处，则自我观察反省，捨弃自己的缺点採用他人的优点，一步一步提升自己。这就是人文主义正确的态度。引导西洋近世文明之文艺复兴，横溢着此种精神，而在形成日本文化之精华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初期时代，亦可见此种批判性的文化主义。

释尊的佛教，在印度文化史上，是唯一理想的人文主义。因此，在印度的宗教文化之中，为印度人以外的人们所信奉，且於印度以外的其他民族之间进展者，除佛教以外无他。信奉佛教的印度统治者们，不论是阿育王、弥兰陀王或迦腻色迦王，都是站在合理的、伦理的批判主义立场者。他们是继承原始佛教的特质者，因佛教之此种优秀的性格之故，他们才信奉佛教。阿育王将佛教单以「法」之名称称呼，且不以此作为属於所谓佛教的一宗教之所有，乃作为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们，不问其所信奉的宗教如何，只要是人，则做人所应遂守者，而将「法之实践」宣传、奖励於全世界，乃是将佛陀教法之特质认为是人类的理想之故。阿育王认为理想的具体条项，可由其发布之种种法勒文得知之。这对今日的吾人来说，亦足以作为日常生活的指针，同时，与原始佛教的立场完全一致（注一九）。这是显示佛教的宽容性、开放性与和平主义的，而这些性格皆由佛教的批判性、人文性、普遍性所引导出来的，要之、其基础系置於佛教的无我说。

注一九：阿育王初依从其父祖以来的传统，信奉婆罗门主义，依赖传统的祭祀祈祷，将杀害动物、人以供奉神之事，视为是当然的事。然痛感由於战争，而大量杀戮人畜，将无辜人民陷於涂炭之苦的悲惨，乃归依佛教，深知杀害生物是很大的罪恶，不仅自我禁止，且对全世界的人，奖励宣传爱护人畜，并为此建立医院、凿井、栽培药草。又，虽不否定祭祀祈祷，但认为法的祈愿较祭祀祈祷更对今世来世有莫大的功德，因而以此劝勉世人。所谓法的祈愿，即是孝养父母、与亲戚亲睦和合、尊敬供养宗教家，爱护生类而不杀害，保护孤独的老人、子女，正当的对待奴隶仆人。又王自身则废除从来的专制主义，容许人民随时可自由请愿、申诉，决定闻民众之声而行政治，并特令官员执行公平无私的政治与裁判，而常愿依此使一切人民，一切生类过和平幸福的生活。这是在王的勒文中反复所叙述的。这种态度在婆罗门传统的印度，是全然不可见的，这不外是受佛教之影响。

原始佛教的特质，在戒律——收集佛教出家教团之生话规定——之中，亦可见之。例如，於罚则的规定、罪的判定法、争议的解决法中，虽有从今日的一般法律来看，亦可作为参考的含有合理性、伦理性、批判性者，但出家教团是称为出家人的别世界的团体，这对今日之一般人，并无多大关系，故关於此拟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