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缘起的观念和信仰体系出发，真正的无中心关联，应当是一种公共性的关联。自明性、公共性、相互主观性、反复性，应当是各种宗教群体、社会团体均能在其中表达自己信仰、利益的依托。只要是舍去这层权力庇护关系，禅宗的无中心的关系，就会可能构成多元、透明、多层次的社会、宗教关系。正邪的标准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依据这种“无中心关联”的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大多以“许愿—灵验—还愿”或“有求必应”式的双向约定，在人佛之间建构一种观念和信仰的契约形式，以及以功德文化为中心的道义交换原则，进而构成了一种“相对交换关系”(mutual reciprocity)，故而佛教信徒的个人主观性宗教福利观念，在佛教的功德行动逻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以此为核心层面的“功德灵验性信仰方式”。它们在当前的佛教观念及其信仰体系的构成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这种功德灵验性的宗教行动逻辑，当然要极大地影响到佛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宗教行动模式。所以，它能够出自于一种“现世性的功德”(secularmerit)及其因果对应式的行动逻辑，在人人、人我之间，甚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相应的建构出一种具有佛教信仰独具的功德信仰模式。
　　在佛教的观念和信仰体系的构成中，人佛信仰得以共享的制度化结果，它依赖的是这样一种中间逻辑：众生(福报功德)一关系(法师)一机制(业报轮回)——众生(非对称性交换关系[8]因此，佛教所努力建造的世界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法师(僧侣)为中介的理性主义”。它以法师个人为中介，最后是以个人角色关系为中介，没有直接地呈现出一种绝对化特征，而可以随这种个人化的中介关系的转移而转移。
　　所以，佛教教规没有任何权威，只有作为纯粹独立的道德自由意志，除了本身之外没有权威。[9]它以佛陀为楷模，以戒律为宗依，以“六合”为共住原则，戒和同修，法味同受，财利共享。因为，佛陀本人就是僧伽组织的成员之一。[10]所以，佛教强调人成即佛成，强调信仰者个人心灵的自我约束，并不强调特别的宗教组织化的控制力量。这样，佛教信仰就是一种从“心”开始、自我驱动而道德约束，具有多元的、人性的、个人化特征。
　　正如佛经上讲的，“自当炽然于法勿他炽然，当自皈依法勿他皈依”。[11]
　　强调自我关照、自我庇护，不需要外在的皈依。以人为中心。一切造善恶，皆从心生想，是故新出家，皆以心为本。即心即佛，我心即佛。至于“如来戒律，布在世间，若能遵用，足相纲理”。[12]它作为佛教的戒律，乃是佛陀的人格化的法，维系佛教僧团得以团结的源泉，必须为所有信徒遵守。
　　为此，中国佛教中一个普遍而常见的现象是，人佛关系的基本表达方式，往往就是以“功德文化”、以个人的神圣崇信行为，精神个体的安身立命作为优先考虑原则，进而才是社会价值关联的公共实践。其中，个体信仰、功德为基础的“生存需求”，往往作为社会整体的“公共需求”的基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人同此心，此心向佛，进而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共识，规范成为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公共行动逻辑，甚至是人人之间的功德互惠逻辑，似有可能以个人的功德崇信原则，建构一种制度型的功德缘起模式，建构一种具有形式理性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社会共识。
　　依据佛教观念及其信仰的分类形式，我们可以梳理出制度性的社会功德观、施舍性的慈悲功德观和功利型的因果功德观等若干形式[13]，并能够在每一种功德福利观之中，寻找到三种相应的佛教行动模式。在与其制度性社会功德观相互适应的层面上，构成的是一种“政教型佛教伦理”；在与其施舍性慈悲功德观彼此适应的形式上，他们构成的是一种“弘化型佛教观念”；而在其功利型因果功德观层面之上，佛教僧侣乃至信徒们建构出来的则是一种“灵验型佛教信仰”模式。
　　功德观　　 信仰形式
　　制度性的社会功德观　　 政教型佛教伦理
　　施舍性的慈悲功德观　　 弘化型佛教观念
　　功利型的因果功德观　　 灵验型佛教信仰
　　正是这样三种类型的观念与信仰模式，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观念与信仰的主要表达形式。它们左右着中国佛教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处理，它们制约着以佛教信仰为基础的伦理行动特征。
　　以往人们对此功德模式常常难以理解其中的深意。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功德灵验模式，它促使人们相信，神圣的佛会给人们以回报，给予人们以健康、快乐、顺利等等，并且把来世也赐给了人们。人与佛的关系，人借助于供品表示对佛的恭顺和虔诚，同时也请求佛要向他们子以福佑。这就共同建构了一个社会共享的基本逻辑——从“心”开始的、具有佛性的“心”的逻辑。只有人人都具有了这样一种“心”，那么，一个具有同心圆特征的“功德共同体”就不难建立起来。
　　在这里，人佛之间的功德灵验方式，其信仰的本质就是佛对人的回报，是一种心，一种亲和、友善、慈爱和护佑之心。为此，人佛之间的道义互惠原则，就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共识伦理和交往模式，规范和约束着当地社会成员的行为。[14]
　　因此，从“心”开始的共识伦理和交往模式，就有可能使中国佛教能够依据现代社会所隐含的公义(justice)、权利(dsht)、非个人性(impemonal)与常规性(regular)，建构一种“制度化功德”(institutionalized merit)的信仰模式，把佛教对于行善布施和功德福报的强调，作为回向给八方众生的“非对称性交换关系”(asymmetrical reciprocity)。既超越了佛教领袖的个人认知习惯，同时亦超越了佛教信仰者个人的神圣崇信行为，把佛教信仰所蕴涵的公共意义，予以进一步的制度化设计，以形成社会价值整合的连带关系(social solidarity)，即如何让人佛关系、从“心”开始的价值共识，直接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社会整合的一个必要构成。
　　五、功德为本体的公共逻辑
　　如果我们能够把人佛关系处理为一种人心、人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可以在其社会实践的层面，把佛教的观念和信仰体系作为一项整体社会事实来加以对待。
　　从“心”开始的信仰模式，得以在人与佛之间建构了一种双向的交流关系，是神圣与世俗生活得以联接起来的基础和桥梁。心心相印者，就是功德田的耕耘，就是福分的获得。即使人与佛的关系，又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无数这样的交往关系，就建构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模式，建构了一种围绕着恭顺和虔诚之心的交往模式。惟有这颗心，能够维系社会的正常交往，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惟有具备这颗心的人，才能与人正常交往；惟有具备这颗心的人，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其中具有了一种神圣的规范，超越了此世的、来世的价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