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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佛教的自觉认知与践行事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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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佛教慈悲精神设立的“放生池”、“放生会”,则是佛教发起,由全社会善男信女参加的善待生命、戒杀护生、维护生态平衡的善举。作为由戒杀、素食发展而来的放生活动,包括建造“放生池”、设立“放生会”,是佛教崇尚生命的又一举措。所谓放生,就是赎买被捕的鸟兽鱼鳖等动物, 将其放回江河、山野之中, 使其重获自由新生。为此,许多寺庙通常在庙门外设有“放生池”,作为象征性放生活动的主要场所。设立“放生池”在历史上曾经受到朝廷的直接关注,如唐肃宗曾在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 下诏,决定在山南道、剑南道、荆南道、浙江道等地设置放生池。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7 年) 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放生当然不仅仅是佛教徒之所为,而是要天下人都参与其中。“若一人一生不杀,则所活生命无算,况由一人以至十百千万人”。[6]为了实现全社会的放生热潮,凡遇重大佛教节日活动,寺庙都要举办“放生会”,通过这样的专门活动形成全社会怜爱生命、热爱自然的风尚。

与“戒杀生”、放生相伴的是素食主义。《楞伽经》说:“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7]不食肉类,便以素食为主。南朝佛教徒梁武帝萧衍根据佛教禁止杀生的规定,首倡茹素,禁止僧人喝酒食肉,并在汉族僧尼中普遍推广。素食以植物为主要饮食材料,成为汉传佛教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佛教徒“护生”的具体行为,也是惜福观念的主要体现之一。对此,爱因斯坦给予充分的肯定:没有什么能够比素食更能改善人的健康和增加人在地球上的生存机会,素食对人体自身与环境保护有着崇高的意义。研究表明,为满足一个肉食者所需的土地,大约是满足奶蛋素食者所需土地的六点五倍,更是纯素食者需求的二十五倍;供应肉食者食物所耗费的水量,是奶蛋素食者耗水的三点三倍,是纯素食者用水的十三倍之多。

2.植树造林,种花莳草

《阿弥陀经》等佛经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的空间,在这个“极乐世界,净佛土中”,处处有香气芬馥的宝树莲花,有弥满八功德水的七妙宝池,有音曲和雅的伎乐,有增益身心健康的花雨,有妙风清徐,有奇妙可爱的杂色众鸟。这种虚拟的世界,佛界弟子在现实中无法领略。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撼,佛教庙宇院址选择力求以此为蓝本,多建在风景绝佳处,成为世俗之外的桃源世界。尤其是唐以后,禅宗兴盛,僧侣更是喜欢结庐于幽境胜地。据《楞伽师资记》载,有弟子问禅宗五祖弘忍:“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器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 由此,名蓝古刹多位于清佳处,或居峰顶,或嵌岩阿,珍楼宝阁,玉函金相,以起人归依之心。

“松桧老依云里寺,楼台深锁洞中天”(处默《题栖霞寺僧房》)美丽的图景离不开佛徒的艰辛努力。许多名山在佛教未进驻之前,荒烟蔓草,豺狼当道,佛教进驻后,开始了持续的植树造林活动,使得佛寺所在地区树木森森,茂密郁然。据《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载,北魏初年,高僧昙摩密多来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里” 。“峨眉天下秀”,从唐代开始,就有僧人在峨眉山广植树木,培植风景。王维的“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是对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据《峨眉山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有楚山、性一、德心三禅师发愿在洪椿坪一带培植檀林,他们以《华严经》中的字数为准,一字一树,精心栽植。峨眉山白龙洞地带一片茂密的森林,则是清嘉庆年间别传禅师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果。据《别传禅师塔铭》载,别传种植松、柏、杉、楠十万八千株,至今还存活有四百余株高大的楠树。五台山由僧人栽植管护的林地达6万余亩,密菁深林,俨然绿色海洋。

在优美的山水大环境中,寺庙更是被装扮得如同仙境一般。“山寺门前多古松,溪行欲到已闻钟”(怀素《宿静林寺》)无论僻居深山,还是地处闹市,佛寺多是古木参天,花草如茵。《洛阳伽蓝记》说北魏城内的法云寺、景林寺,“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嘉树夹牖,芳杜匝阶”。不仅如此,许多佛寺还在旁侧大兴土木营建园林,苏州西园寺、扬州大明寺西园等皆为著名的寺院园林。其间,林木葱郁,鸟语花香,如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所描绘的常熟破山寺园林: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