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密教的“安立法”与道教的“存神法”　　密教观诵真言的仪轨包括：观想佛菩萨诸尊的形象，敬拜，吟诵真言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修习方法是安立(nyasa)，亦即感受神明在身体的不同部位。事实上，借助于实行安立(nyasa)，修习者唤请神明前来占据他身体的某些特定部位，达到清净身体的目的。这一过程与密咒相结合，与此同时，要用右手的手掌和指尖触及胸与肢体。　　在《胜乐轮注》第一品中，对这一修习方式有着详细的描述：“在白半月的初一日等等，在每巡过半时分，应遵循以下教诲。从白半月的初一日开始，在黎明时分巡过半时，在生自‘奔[pum]’字的头部，应观想生自真言‘唵，迦罗[kara]迦罗，钵罗旃蒂[pracande，暴恶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暴恶母。在第二半巡，在生自‘占[jam]’字的头顶上，（应观想）生自真言‘唵，拘噜[kuru，做吧！]拘噜，旃陀耆腻[candaksi，怒目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怒目母。在第三半巡，在生自‘唵[om]’字的右耳中，（应观想）生自真言‘唵，旃陀[candha]旃陀，钵罗帕婆蒂[prabhavati，光华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光华母。在第四半巡，在生自‘安[am]’字的后脑部，（应观想）生自真言‘唵，怛娑耶[trasaya，威吓吧！]（两次），摩诃纳细[mahanase，大鼻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大鼻母。在第五半巡，在生自‘畯[gom]’字的左耳中，（应观想）生自真言‘唵，巢婆耶[ksobhaya，撼动吧！]（两次），毗罗摩蒂[viramati，勇心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勇心母。在第六半巡，在生自‘蓝[ram]’字的眉中部，（应观想）生自真言‘唵，诃砻[hraum]诃砻，佉鲁嚩哩[kharvari，侏儒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侏儒母。在第七半巡，在生自‘靪[dem]’字的双目中，（应观想）生自真言‘唵，诃洛[hrah]诃洛，楞伽伊奢嚩哩[lankesvari，楞伽女王啊]！吽吽发吒发吒！’的楞伽女王。在第八半巡，在生自‘蛮[mam]’字的双肩上，（应观想）生自真言‘唵，骈[phem]骈，德噜摩蹉耶[drumacchaye，树荫母啊]！吽吽发吒发吒！’的树荫母。以上为意轮，为诸天母在日间时分火曼荼罗中的座次。”[14]　　接着，作者又详细描写了在其后的时间里有关其余瑜伽母的修习过程，这些瑜伽母共32位，分别属于身、语、意轮。她们生自不同的真言，处在人体的不同部位，正确无误地观诵，可使修习者获得全方位的加持，以清净身体，为即身成佛扫清道路。　　印度密教这种奇特的修习方法并非独一无二，它与中国道教中的存神修炼法颇为相似。存神又名思神，意即存思人体之中、天地之间各种神灵。存神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道教的身神观。道教认为人体各个部位均有神明佑护。早在《老子河上公章句》中就声言：“人能养神则不死，神谓五藏之神”；“怀道抱一，守五神也”。[15]《太平经》也提到五行精神进入人体内即成为五脏神。若人能存思，坚持不懈，则这些神前来救助，“万疾皆愈”。[16]以后，道教又从这最初的“五神”观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三丹田神、上中下三部之八景神（共计二十四神真），及至包括眼、耳、鼻、发、齿等身体各部位均有神灵的观念。　　存神法，即是与吞符箓、诵经咒、服气咽液等程序相结合，集中精力冥想神真。在这一过程中，修炼者努力以意念内视身神镇守体内某些部位，同时感召外神入守体内。这样一来“人能清静，抱精神，思虑不失，即凶邪不得入矣。其真神在内，使人常喜，欣欣然不欲贪财宝，辩讼争，竞功名，久久自能见神。”[17]可以开生门，塞死户，获得除邪禳灾、祛病延年之效验，最终达到长生不老、白日升仙之目的。这种修炼方法始于汉代，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十分兴盛，并对后世的道教修炼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密教安立(nyasa)与中国道教存神两种修炼术如此相似，其中是否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关系呢？佛教密宗与道教的相互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二世纪后半叶，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印度人竺佛朔就将有关陀罗尼的内容译介过来。最早传译到中国的一部密教经典为《微密持经》，大约在公元222年至253年期间，大月氏后裔支谦将这部经译出。而在此之前，约自179年始，此经已被译过数次。这部经极力鼓吹陀罗尼的神奇效验，为信徒们指出一条趣入佛菩提的最为便捷有效的途径——持诵陀罗尼。公元3、4世纪的西晋时期，著名译师月氏后裔竺法护等人译介过来的大量佛经中，也包含了怛特罗的核心内容。如他在《大哀经》的译介中宣传了菩萨的四事庄严，由于增加了陀罗尼一学，传统佛学的戒、定、慧三学变为戒、定、慧、持四学，是菩萨必须具备的四种功德。在南北朝时期，一位擅长咒术的神异译师昙无谶（385～433年），在其翻译的《方等大集经》等佛典中，更是连篇累牍地讲述了有关陀罗尼的内容，显示出对咒语的特殊重视。到了唐代，印度高僧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和不空（705～774）来到中国，先后主持译出了密教的根本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以及一系列重要密教典籍。他们与前二者共同的中国弟子一行（683～727）一起，在中国建立起佛教密宗，为这一教派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被道家奉为祖师的老子所著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也早就传译到印度。　　公元520年，一位中国游客松云（Song Yun，音译）对北印度进行了短暂造访。在此期间，他在位于印度西北边界的乌底衍那国王面前演讲了老子的《道德经》。约公元646年，中国使节李义彪（Li Yi Piao，音译）前往印度迦摩楼波国(今阿萨姆邦)，与国王鸠摩罗跋斯伽罗就《道德经》举行会谈。那位印度国王迫切要求将该经译成梵文，并希望得到一尊老子像。另有记载称《道德经》的梵文译本是这位国王于644年请王玄策(Wang-hsuan-tshe，音译）译出。[18]此外，上述两个地区为早期密宗性力派的四个圣地中的两个，而四个圣地中有三个位于通向印度之外地区的通道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怛特罗文献中，多次提到奉行“中国法(Cina-carya)”的圣地为中国(Cina或Mahacina)，该地崇拜一位名叫Mahacina-tara (中国度母)的天母，在密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称，印度vasistha（极裕仙人）等贤哲曾旅行到那里，经过灌顶，加入了这一由妇女起决定作用的派别。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圣地即在中国。　　这些文献描述道，极欲仙人在一静谧之地实行严酷的苦行长达六千年，然而女神并未在他面前出现。他来到父亲梵天处，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另一个曼陀罗(Mantra)。梵天告诫他坚持苦行。极欲仙人复行苦行，女神又未现身。极欲仙人一怒之下发出可怕诅咒，使得女神出现在他的面前。女神指出，他没有采用正确的修习(sadhana)方式。她建议他前往诸佛之国——中国(Mahacina)。于是，极欲仙人来到佛的国度中国。他再三向佛陀顶礼，然后说道：　　“请保护我吧！大天啊！以佛陀形象现身的永不坏灭者啊！我是卑微的极欲仙人，是梵天之子。为了我饱受烦扰的心，我来到这里寻求大天母修习法(sadhana)。然而，看到那些道法(acara)后，疑惑侵袭了我的心。请消除我内心的疑惑,消除我那倾向吠陀之路的软弱吧！神啊！在这里我发现了吠陀之外的仪轨。酒、肉、女人怎能被成就者们(Siddhas)饮用、食用和享用呢？而这些成就者又是赤身裸体，极其傲慢，嗜饮鲜血。他们不停地喝血，享用美妇。……他们违犯吠陀，总是沉溺于酒与女人。……沉湎于此类事情如何能使我心清净？没有吠陀仪式怎能有悉地（成就）？”　　佛陀并未被这些言辞尖锐的问题所困扰，而是向他宣讲了这一左道密教教派的秘密义理和职责，解释了与之相关的密仪修习活动及其效用。极欲仙人心服口服，皈依了佛陀之路，并终于通过无节制地运用五M[19]而获得最终解脱。[20]　　另一部经典描述的同一个故事写道，极欲仙人最初是在迦摩楼波的著名女神迦摩佉耶(Kamakhya，难近母的一个名号)的圣地蓝山(Nilacala)上行苦行。这位女神让他去中国(Mahacina)加入中国法教派(Cina-carya)。[21]　　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是：皆讲述了极欲仙人如何从吠陀的坚定信奉者转变为左道密教的修习者，并将这种修习方法带回引入印度。值得注意的是，极欲仙人行苦行之地是在迦摩楼波的蓝山。根据前面所述，这正是靠近中国、道教产生一定影响的地方。道教的房中术等性理论与实践在公元2～6世纪时曾在中国盛行，是否与上述“中国法”有渊源关系。“中国法”崇拜的主神为度母(Tara)，根据印度古典戏剧作家苏般度的《仙赐传》(Vasavadatta)，可认定至迟公元6、7世纪，度母崇拜在印度已广泛流行。[22]度母在印度进入佛教后，成为观世音菩萨的配偶。此外，在邻近阿萨姆邦高哈蒂一个叫做极欲仙人静修林的地方，有一座迦摩佉耶(Kamakhya)女神庙，吸引着众多的信徒香客。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女神手持的花朵正是红色的中国月季。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道教与密教根植于不同的土壤，沿着各自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等轨迹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密宗与中国的道教曾经有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借鉴、融合，可能在公元2～6世纪时期较为频繁，达到一个高潮，并对印度密宗与中国道教的理论及其方术仪轨等实践活动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它造成二者之间的不少相似共通之处。如在修行的终极目标上，道教的“白日升仙”与密教的“即身成佛”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处在困厄苦难中的底层大众来说，可使其获得精神安慰，看到希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认真探讨研究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印两国人民宗教文化传统的异同和历史上的友好交往，对于进一步促进两国的传统友谊，也不无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