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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传密教复兴背景下悉昙典籍的撰述与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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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传密教复兴背景下悉昙典籍的撰述与刊刻
  周广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研究所佛教室)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民族危机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救亡图存、争取科学与民主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主旋律。在社会急剧变革、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背景下,已成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亦显示出一种革故鼎新、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气象,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复兴与改革运动。在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佛教界人士在发扬传统、重振祖风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中自日本倒流回中国的密宗即颇具典型性与影响力。
  密宗,又称真言宗,或真言密教,唐玄宗开元年间,经由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的译介自印度传入中土,倍受朝廷尊崇,兴盛一时。然传承未久,密宗即因受唐武宗“会昌灭法”的打击,一蹶不振。北宋时,虽有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再兴译业,翻译出为数不少的密教经典,但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密教的传承与活动仅限于五台、巴蜀等地。[1]此后,密教的传承即晦没无闻,仅剩一些仪轨和咒语为各地寺院行持或念诵。与之形成明显的反差,中晚唐时期,经由日本求法僧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入唐八大家的努力,大量真言密教经典、图像、仪具传至日本,形成东密与台密两大派系,传习之风甚为兴盛,成为日本重要的佛教宗派,并在教理和仪轨上有所发展。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诸多中国佛教僧徒都抱着复兴盛唐绝学的宗教理想东渡日本,学习密教。
  1910年,“江西佛教三杰”之一的桂伯华入日本高野山学习真言教义,揭开了东渡日本传习密法的序幕。此后,纯密、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王弘愿、顾净缘、李诩灼等僧俗人士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密教。他们回国后,即四处开坛灌顶,译介密典,弘传密法。一时间,全国各地竞相掀起了一股习密热潮,甚至对其它宗派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于这股骤然兴起的热潮,近代佛教革新的主将太虚法师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
  全国缁素既知密宗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流学者亦日多,先则粤之纸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2]
  真言密教分教相、事相二门,前者为理论,后者为实践,二者须相需为用,不可偏废,但近代传习密教的不少佛教信徒素乏佛学修养,瞩意于密教的神通与不可思议,视其为学佛、成佛的快捷方式,多重视事相门而轻教相门。即便是被太虚称道的大勇、持松等人也因时间仓促,不能对密宗教相门有深入的领会与贯通。对此,他们的灌顶师日本高野山金山穆昭有过明确的表示:
  先年支那有密林(持松)、大勇、纯密三法师,殆同时来山修学,是时余当指导之任。对于密林等授之以教相与事相之二门。……本宗学徒以先学教相,后入事相为为顺序。然密等皆因留学时间甚短,故希望自事相先授,而教相以大体之修学方针,当自礸研云云。故即入事相,主以悉昙、真言陀罗尼、四度加行、曼陀罗诸尊之三密灌顶等授之。[3]
  由此可知,持松、大勇等人传习密教时实际上过份地强调了密教的实践,而忽视了对密教教旨的修习。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大勇、持松等人虽未对真言教理潜心修学,但他们对属于真言事相的悉昙、陀罗尼、曼陀罗等倾注了很大的学习热情,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与真言密教关联甚密的悉昙学研究再度兴盛,悉昙部典籍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新的悉昙学著述不断出现,另一方面,中土失传已久的悉昙学典籍及日本僧人的相关著述也传至中国,并被刊刻流通。今即就个人视野所及,将近现代流通刊布的悉昙类典籍略为辑述如下。
  先来看近现代出现的悉昙学典籍及其作者情况。
  一、《悉昙入门》一卷,密林辑,北京佛学书局石印本。
  密林(1894-1972),即持松,湖北荆门人。初从月霞法师习华严宗义,后谒祖印和尚,习天台教义。1922年与大勇东渡,入高野山天德院,就金山穆昭阿阇黎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第六十三代阿阇黎位后归国。1925年,复至日本受新义真言教法及天台宗密教仪轨及教法,兼习梵文悉昙法。1927年春,回国后,于沪、宁、杭、武汉、辽宁等地讲经传戒,修法灌顶。持松深通显密,著述宏富,关于密教的著作有《密教通关》、《大日经住心品撰注》、《金刚顶大教王经疏》、《金刚界行法记》、《胎藏界行法记》、《梵文心经异译本》等十余种。
  《悉昙入门》是密林编辑的一部悉昙学入门之作。书分五部分,第一题“悉昙之意义”,释“悉昙”(siddham)之义为“完成”,分梵语四十九字母为“不藉他声之配合而自身即完成”的十四韵与“必配韵呼之”始能完成的三十五声。第二“悉昙之本源及切接”,评述梵字起源的四种说法,即梵天说、龙宫说、释迦说及毗卢遮那佛说,复以悉昙离合之法为切接。第三“梵语字母之书体及声韵”,分梵字为摩多与体文,并以悉昙体书之。第四“悉昙之意义”,释梵字取义之法,并迻录《金刚顶经释字母品》字义。此节论及真言家以佛教义理解释梵字之法,其文曰:
  悉昙多以二字以上合成方有义意,至于单独字母之含有义理者甚少。今依真言家之特有方法,一一字母皆得以义理而诠释之,谓此一字母与他字母合成之语即取此全语之义而作;语中任何一字母之解释,但其被解释之字母多取全语中最要之字或在语一字也。梵语数万字中能以同一字母包括殆尽者甚多,故字义不能一定。
  第五题云“悉昙之建立”,列悉昙十八章字母拼转表,除第十六章依荻原云来《实习梵语学》外,其余各章皆一准《悉昙字记》。
  如本书标题所言,持松所著《悉昙入门》仅为学习悉昙梵字的入门之作。虽然如此,由于作者吸收了东西方学者对梵语及梵字的研究成果,此书兼具了现代学术著作的科学与严谨。如其通过对“龙宫” (nàga-ra)一词的分析,指出梵字起源诸说中的“龙宫之文”实为古代印度的一种书体,后来印度流行的“天城体”( devanàgari)即为其支流。其评“悉昙乃释迦所说”云:“近来梵语学者亦不承认此说。盖四十二字门等是呼其声,不得谓此书体是释迦所作也。”至于对真言密教所主张的“思卢遮那所说”,持松亦采纳了近世学者的意见,谓是“架空之说”,但又进一步辨析道:“按此说就密教教义言,即如来加持文字,非谓字相是如来作也。”接着,作者又申述《悉昙字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