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教授
 　　一  　　密宗，或称瑜伽密教，密乘，因主张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而得名。是印度佛教后期所发展起来的，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等为主要经典的一种重要的大乘佛教流派。早在三国时代，即公元三世纪，竺律炎、支谦、竺法护等就将佛教的经咒典籍《摩登伽经》《七佛神咒》《密迹金刚力士》等介绍到中国。到唐代，因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的唐代“开元三大士”的大力弘传，形成了中国佛教传统中以修持密法为主的一个宗派——密宗。但是，在唐代后期唐武宗灭佛的“会昌法难”之后，密宗在汉地迅速衰落，渐成绝响。这不仅是佛教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的重现，轰动了世界，更唤醒了世人对唐代盛行的密宗的记忆。其实，在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振兴运动中，衰落甚至失传了近千年的法相唯识学和密宗的复兴，犹如两支奇葩，特别令人瞩目。当代中国密宗事业的进步和密教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近现代密教先行者们曾经披荆斩棘所开拓的路向。　　1925年，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以《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为题发表演讲，指出：“近数年来，中国──指本部而言──大乘八宗，渐次流行而耀光彩，密宗亦应时崛然兴起。先则京也、粤也、鄂也、蜀也，密风密雨，栉沐已久，今则江浙亦莫不披靡其风化焉。自表面，不得谓非佛法前途之大好瑞兆矣、盖密宗之绝迹中华于今千余年矣、而今得复兴，正如久失之宝，今且发现而复得之也，宜乎举国缁林及诸精进学佛居士，群起而趋之若骛矣。”[1]五年后，他又就当时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现状发表看法，指出：“近数年来，中国佛法渐有昌明气象，于此气象中所新兴者，要有二派：一、重实行的密宗派：密宗亦云真言宗，其所宗尚，佛菩萨之真言也。中国唐时亦颇盛行，唐以后失传于日本；近年世界交通，学者复由日本传归，谓之东密。又有西藏、蒙古之喇嘛传来者，谓之藏密，其所学所宗者，同是佛菩萨之三密真言也。二、重理智的唯识派：唯识宗亦云法相宗，此宗从诸法真理上说明一切法之建立，为佛法教理之根本学，唐时最盛，厥后渐衰。迨民国来，颇为一般学者所宗尚，故又趋复兴焉。”[2]太虚大师的门人、著名佛教界学者法舫法师在总结1930年代中国佛教现状时也指出：“中国现在传行的密宗可分两派，一为日本传归的东密，一为西藏传来的藏密。这两派在现在中国佛教中有相当的势力。”[3]　　相较于侧重学理探讨的法相唯识学，解行并重的密宗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呈现出一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态势——日本密和藏密的先后传入，并交相辉映。从清末桂伯华开始的东渡日本学密，民国时期太虚大师所领导和影响的武昌佛学院系（包括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等）和佛教革新运动者们大力提倡恢复和建立中国佛教的密宗，到日本密教大僧正权田雷斧和班禅大师等先后来中国内地灌顶传法，再到大勇、持松、法尊、观空、超一、能海、谈玄、心道和王弘愿、顾净缘、黎乙真、程安宅、冯达庵、屈映光、陈健民等在各地的大力弘传，中国内地已经失传了千年的密教出现了历史性的重生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中国佛教中密宗的复兴，是继唐代“开元三大士”之后密教在中国内地的第二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传播与发展。　　我们如果将唐代密教与近现代密教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唐代密教来自于印度，在中国成为“唐密”，而近现代密教来自于日本和西藏地区，来自于日本的被称为“东密”或“日密”（实际包括日本的“东密”和“台密”两大派系），来自于西藏地区的被称为“藏密”；唐代密教主要成为唐代王公贵族的信仰，对于今天来说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而近现代密教则传播于社会各阶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不少中国人的信仰生活。　　可是，多年来，由于历史文献的难觅，教内外的学者、信徒和密教文化爱好者对于近现代密教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以至于产生了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知见。令人惊喜的是，华典伟业在积极推出“民国佛教报刊文献”系列的同时，又隆重推出了“民国密教报刊文献”系列，收入了从民初到一九四九年，包括难得一见的《密教讲习录》《威音》《解行精舍特刊》《世灯》《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弘法大师纪念特刊》等在内的共二十多种近现代重要密教期刊，网罗了几乎所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并与当代密教有重要关系的各个密教流派的主要期刊文献。这对于推动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史、汉藏关系史和中日佛教文化关系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如上所述，近现代传入中国的密教，主要来自日本和西藏地区，可是，早在三国时期，有关密教的经咒典籍就已经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密宗便形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正是在唐代密宗兴盛之时，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密教，并带回日本，形成了至今绵绵不绝的日本形态的密教。西藏地区的密教传自于印度，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创新，逐渐形成了近数百年来以达赖和班禅为领袖、黄教占主流的藏密传承体系。正如太虚大师所说：“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宏扬密教的上师。并且在这时，也传去了日本。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密宗，在北方五台山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祗属禅宗等；其焰口和其它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六七年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4]这也就是说，密教在中国内地虽然绝迹千年，但是密教的一些重要形式如密咒等，在民间的佛教信仰中仍然留存，这是密教重兴的重要基础；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藏地和邻近的日本，都有各自完整的密教传承系统，这是中国内地（汉地）密教重兴的重要外缘。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重要契机。清末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杨文会居士，正是由于有日本南条文雄博士等的大力帮助，才使得法相唯识学等许多在中国久已失传的中国传统佛教经典得以重印、流传，从而开启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大门。同样，密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复兴，更是首先由于日本密宗向中国的传播。　　太虚大师在分析近代汉地密教重兴之因缘时说到，中国从唐代以至如今，密宗已绝响千余年，之所以出现潮涌般的复兴迹象，主要在于日本的佛教是以密宗为中心的，犹如中国佛教是以禅宗为中心一样，它的宗义也不同于唐代“开元三大士”所弘传的密教，而是融合了日本的国俗。而正是这样一种日本密教，在近代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的浪潮中，一些清季留日人士，开始关注日本的密教，杨文会弟子李证刚甚至翻译日文的《西藏佛教史》，大谈密宗；杨门的另一位弟子桂伯华也东渡日本，学习密教。最直接剌激中国复兴密教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中国政府象对待西方传教士那样，开放日人来华传播佛教的自由权，这实际上是日人乘世界大战之机表露其蓄谋已久的侵华之野心，“冀以传教之名，而行其帝国主义之实，其含有政治色彩，路入皆知也”。因此，当时的北京各界、特别是佛教界无不痛斥其非。日本佛教本来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佛教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为什么日本人提出要来华传教呢？日本人的理由是，中国早已没有密教，而日本正是密教非常发达的国家，日人来华传教，就是要向中国“反哺”绝学。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掩盖日本利用向中国传播密教而侵略中国的野心。“职是之故，我华缁俗，虽明知其为政治利用文化侵略之计策，然以中土密宗诚绝，固亦未如之何也。以故尔时缁素，受此重大剌激，对于密教问题，渐渐注意。有陈某著《中国之阿弥陀佛》，历言日本密宗之宗义，予于是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亦主派人留日、留藏习密，以重兴我国之密宗。至民国七年，潮州王弘愿将日文之《密宗纲要》，译华传布，余时在沪纂《觉社丛书》，得之广为流播，极力提倡，冀中国密教早日恢复。未久，而密教、密教之声，竟遍中国矣。”[5]　　在民国初期，推动日本密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力的，莫过于太虚大师及其所主编的《觉社会丛书》和《海潮音》杂志。正是由于太虚大师对于弘扬密教的呼吁和在《觉社丛书》《海潮音》上辟专栏刊载和宣传王弘愿对日本高野山密教大僧正权田雷斧《密宗纲要》和《曼荼罗通解》的译介，使得日本密教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方式向佛教界和文化界传播。　　1920年9月，也就是在《海潮音》杂志创办之初，太虚大师就积极筹备出版“密宗研究”专号，并大肆刊登广告。《海潮音》杂志曾刊登《修学密宗者注意》指出：“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则于本志之密宗号将不得其研究之门径。”并表示《海潮音》杂志社为王弘愿所译之《密宗纲要》代为流通。[6]他又多次告示《阅海潮音者注意》：“本刊第九号所载之《曼荼罗通解》系留学日本密宗之专门学者王弘愿先生翻译自日本丰山大学长之最深哲作者，故不可不先阅。”在第九期《密宗研究》专号的封面上，太虚更直接标明：“佛法胜义，中华绝学。”该专号包括广告在内总共102页，王弘愿所译权田雷斧之作《曼荼罗通解》和王弘愿介绍日人《印度佛教史》及答复印光法师等僧俗书等就占了91页，几乎成为王弘愿弘传日本密教的专号。可以想见，当时太虚大师是将王弘愿当作真正传播日本密教的不二人选。该专号登载的吟雪《密宗弘传史》一文中，特别赞叹“太虚法师在《海潮音》本专号内，以王弘愿居士所译的《曼荼罗通解》介绍给我国人，这是振我国密宗之绝学，为学问界思想界重新开辟一天地。”[7]随之而来的大勇、持松、显荫等人相继入日学密，不能不说与太虚和《海潮音》对日本密宗的大力提倡以及王弘愿积极译介权田雷斧的密教宗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正如法舫法师后来所说：“中国密宗的复兴，始于本刊（《海潮音》）的提倡，继以大勇持松诸上人的东渡留学。民十二三年东归的密宗，宏传极盛。”[8]太虚门下大弟子大醒在总结《海潮音》创刊十五年的成绩时，特别指出：“近世中国沙门提倡密宗最有力者，当首推虚大师（除西藏蒙古的喇嘛）。《海潮音》第一期，即载有殷人庵的《一字金轮陀罗尼略辩》，第二期中有《王弘愿居士致虚大师书》（即要求刊载所译日本权田大僧正《两部曼陀罗通解》，并代为推广所译权田《密宗纲要》——引者注）……虚大师复信，允为登载，表示欢迎，并为介绍《密宗纲要》一书。在九期的《（海）潮音》乃特出‘密宗专号’和二卷六期将王君所译的《曼陀罗通解》全篇登载，插入曼荼罗铜版图像大小十八幅。”[9]后来，《海潮音》杂志又载文说：“中国的密宗复活，以本刊第一年的提倡——出有密宗专号——为始，失传千年的中国密法，才由日本返流回来。由本刊提倡之后，才有大勇、持松以迄谈玄等之留学事业。迄民国十二年大勇归来传法，十三四年持松回来传法，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密宗（日本密），真是风靡一时的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