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本次所收录的民国密教期刊文献，若按出版的时间来说，可作如下排列：1920年：《海潮音》“密宗研究”专号。1925年：《班禅东来记》。1925年：《佛化季刊》乙丑夏季。1926年：《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1926年：《密教讲习录》（1926-1935年）。1928年：《息灾专刊》。1930年：《西南和平法会特刊》。1930年：《威音》（1930-1937年）。1932年：《解行精舍特刊》第一期。1933年：《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1933年：《密教讲习录》“读《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1934年：《时轮金刚法会撮要》。1934年：《佛学半月刊》“时轮金刚法会专号”1934年：《世灯》（1-4期）。1934年：《中日密教》。1936年：《佛学半月刊》“丙子息灾法会特刊”（1-3号）1937年：《佛海灯》“纪念超一专号”。1937年：《佛教月刊》“护国息灾法会特刊号”。1938年：《班禅国师追悼会特刊》。1941年：《弘法大师纪念特刊》。1942年：《佛学半月刊》“真言宗专号”（1-2号）1948年：《已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　　如果对上述期刊文献从内容上作些区分，可以看出：　　属于弘传密教比较系统的期刊，主要是王弘愿主持的《密教讲习录》和顾净缘（谢畏因）主持的《威音》以及王弘愿担任导师的汕头密教重兴会主办的《世灯》。这三种期刊，尤其是《密教讲习录》和《威音》，是分别了解和研究影响至今的近现代中国居士密教弘传系统两大派系——王弘愿系和顾净缘系的最重要历史文献，也是迄今为止这两大居士密教弘传系统的宗义和仪轨思想最详尽也是最权威的重要著述。　　属于教理研讨与论争的，主要是《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密教讲习录》“读《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和《佛学半月刊》“真言宗专号”（1-2号）。这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在家与出家之争，但是，就密教所弘传的释迦牟尼佛法统来讲，各派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属于中日密教关系的，主要是《中日密教》和《弘法大师纪念特刊》。从这里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日本密教所受中国唐代密教之重要影响以及近代日本密教对中国的某种影响。　　属于中国重要密教人物纪念性的，主要是《班禅东来记》、《班禅国师追悼会特刊》和《佛海灯》“纪念超一专号”。这里《班禅东来记》、《班禅国师追悼会特刊》、《时轮金刚法会撮要》和《佛学半月刊》“时轮金刚法会专号”，无疑是了解和研究九世班禅大师1925年来到内地弘传藏密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当然，本汇编收集最多的，还是有关护国、息灾与和平法会特刊或专刊，如《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息灾专刊》、《西南和平法会特刊》、《时轮金刚法会撮要》、《佛学半月刊》“时轮金刚法会专号”、《佛学半月刊》“丙子息灾法会特刊”（1-3号）、《佛教月刊》“护国息灾法会特刊号”和《已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等。这部分文献最详细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相继传入内地的东密和藏密面对当时国破家难的民族困境，他们或各自或联手所作的息灾祈福法会活动，是近现代密教复兴运动中积极护国利民的一种重要体现。　　　　　　　　　　　　　　 2008年6月1日完稿于北京世纪城六不居 
[1]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第六年第八期（1925年8月），《理论》第12页。[2] 太虚《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讲录》，载《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一期（1930年1月），《佛学专著》第1-2页。[3] 法舫《中国佛教的现状》，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十号（1934年10月），第24页。[4] 太虚《汉藏教理融会谈》，载《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十二号（1937年12月），第25页。[5]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第六年第八期（1925年8月），《理论》第13-14页。[6] 《海潮音》第七期（1920年7月），扉页。[7] 《海潮音》第九期（1920年9月），第83页。[8]机法舫《一九三零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第134-136页。[9] 大醒《十五年来僧事之检讨》，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1935年1月），第84页。[10] 《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二期（1936年2月），第1-2页。[11] 《汕头密教重兴会导师王阿阇黎入寂后再志》，载《佛教日报》第665号（1937年3月20日），第一版。[12] 普宁郑国藩晓屏氏著《东游吟草序》，载《密教讲习录（上）》第一年（1926年1月初版，1931年再版），《缵槐堂集•东游吟草序》第1-3页。[13] 悲华（太虚）《复弘愿居士书》，载《海潮音》第二卷第七期（1921年7月），《研究室》第1-2页。[14] 王弘愿《敬告海内佛学家》，载《海潮音》第四年第十一期（1923年11月），《附录》第1页。[15] 《密教重兴欢迎会简章》，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五期（1924年），《专件》第6-8页。[16] 参见王弘愿《震旦密教重兴纪盛》，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期（1924年10月），《事纪》第5-10页。[17] 《学密司南——密教讲习录》，载《世灯月刊》第一期（1934年7月），第78页。[18] 汤雪筠《解行学社建立解行精舍后所负之使命》，载《解行精舍特刊》第一期（1932年），第20页。[19] 大圆《十五年来中国佛法流行之变相》，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1935年1月），第52-53页。[20] 参见孙厚在《大勇阿阇黎传》，载《海潮音》第十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21] （《现代僧伽》）记者《大勇之死与中国密教》，载《现代僧伽》第二卷合刊本（1929-1930年），第358页。[22] 《大勇阇梨覆显荫法师函》，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七期（1924年9月），第304页。[23] 南亭《安徽佛教学校欢迎持松法师讲演纪略》，载《海潮音》第五卷第七期（1924年7月），第385-387页。[24] 《中华密教之勃兴》，载《佛化策进会会刊》二辑（厦门，1927年2月），第109页。[25]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第六年第八期（1925年8月），《理论》第13-14页。[26] 嘿庵《显荫法师传》，载《海潮音》第六年第七期（1925年7月），第414-415页。[27] 寄尘《对于显荫法师涅盘之感想》，同上载，第415-416页。[28] 《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二期（1936年2月），第1-2页。[29] 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编《诗存》。[30] 《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二期，第1-2页。[31]法舫《一九三零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第134-136页。[32] 大悟《十五年来中国佛教之动向》，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