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中，居士界的潮安王弘愿、弘法湘沪的顾净缘（谢畏因）、四川的程安宅、香港的黎乙真、上海的屈映光和广东的冯达庵等，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人物。而其中潮州的王弘愿，更是首先应当大书特书的一位。颇有社会影响的《佛教日报》在王弘愿1937年入寂后发文，称王弘愿“以居士为当代传承密教得阿阇黎位之最初第一人”[11]。　　在民国初期国人心慕密教重兴之时，王弘愿最早翻译了日本高野山大僧正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成为国人知晓日本密教最权威、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时人郑国藩在给王弘愿《东游吟草》所作序中说：“密教绝响中国数百年矣，往岁吾友王弘愿居士译日僧权田大师所著《密宗纲要》付梓，风行海内，盖欲识彼门径者，视此书为空谷足音，且思藉以筏迷津灯暗室也。”又说：“佛法西来，首及诸夏，后乃灌输于日本。今禹域密教绝传，而彼邦方如皓日当天也。居士远涉重洋，得其衣钵，他日释教史上，且尊为中国重兴密宗之鼻祖也，其亦盛矣。”[12]虽然郑国藩作为王弘愿之友人而作上述之言有过誉之嫌，但是，正如《太虚自传》中所述，民初大力提倡密宗的太虚法师，也是受了王弘愿所翻译的《密宗纲要》等的影响。他说：“这一年（民国九年），本拟在净梵院安住下来，专事编辑海潮音，乃初以接收弥勒院，继以往返武汉、广东、鄂湘，海潮音的编辑往往在车轼舟舷以工作。……先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及王宏愿《曼陀罗解》，皆在这一年的《海潮音》发表。并介绍流通王弘愿所译《密宗纲要》，我对密宗的兴趣，及国人对密宗的注意，亦因此而引起。”次年，太虚在给王弘愿的一封信中又说到：“屡读大著，叹为震旦居士中之具正知见者，并叹为震旦专门真言宗之一人。”[13]　　王弘愿，号圆五居士，早年因仰慕韩愈之文而取名师愈，字慕韩。掌教潮州中学三十年。年四十时，“身世之艰危，始有志于佛学”，深感韩愈辟佛之非，于是搜求内典而研究之，在读到《华严经》时，于普贤境界有所悟；又因持准提密言，而进求密部经典，“始知非有师承则成盗法”。他读到日本高野山大僧正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得知有即身成佛之道，惊喜异常，将其译成中文流通海内，更广探密部诸经轨，告之海内，从而吸引了大批佛门的实修之士，特别是原来只趋净土之人，带动了民初学密风气的流行。但是，王弘愿得读权田大僧正之书后，深感“非亲传固不能尽其曲折”，故“有心入日，亲炙大僧正，亲受其心传”。只是他当时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远离家小而赴日学习。他写信给权田大僧正求助，权田慨然有“为法不厌舍命抛身”之回信，并于1924年不顾已经七十九岁之高龄，专程来到中国南方的潮州弘扬密法。[14]　　为了迎接权田大僧正专程来华传授日本密法，王弘愿在潮州组织了“密教重兴欢迎会”[15]，开始了有组织性的密教弘法活动。该会后来发展成为影响很大的震旦密教重兴会。1924年6月，权田大僧正来潮汕弘密，随行的有十多位日本密教道场的僧正和僧都，在潮州开元寺举行隆重的传法灌顶仪式，当地潮安县的要员也都出席，一百二十人受结缘灌顶，王弘愿、程安宅和释慧刚等数十人受传法灌顶。法会结束后，权田雷斧大僧正将所带全部法器及弘法大师全集等，全部赠与王弘愿，寄予厚望。随后，权田大僧正一行还应香港黎乙真居士等之邀，到香港弘法两日。王弘愿在权田大僧正来潮传法灌顶之后，就在潮安组织震旦密教重兴会，并在潮、汕两地开办密教讲习所，讲说指受法轨、菩提心戒仪等，还建立曼陀罗法，并出版《佛化季刊》，掀起了潮汕地区密教重兴运动。[16] 1926年夏，王弘愿修四度加行后，奉权田大僧正之命东渡日本，受阿阇黎位及深秘法，成为中国居士界受阿阇黎位第一人。回国后，讲习密义，以函授制形式引度有志者，并开始编辑出版《密教讲习录》，流通海内外。1927年，他始开灌顶坛，在潮安、广州、香港和汕头等地，前后灌顶者数以千计，著名的冯达庵居士就曾于1929年受其大阿阇黎金刚界灌顶，1936年又受其传法灌顶。其间，《密教讲习录》从1926年创刊，至1935年停刊，前后十年，不仅刊登了王弘愿译介的大量日本密教经典及其自己有关的密教宗义及密教修持的各种法轨和威仪的著述，还记录了在各处灌顶及传法的情况。时人称“此《录》为王大阿阇黎将密教最要之四度事相，及一切要妙秘法恃考精研，以宣传法佛大教之髓脑也”。[17]　　在王弘愿弘密于潮、港和广州等地的影响之下，广州佛教僧俗释铁禅、赵公壁等，于1930年代初先后建立解行学社和解行精舍，志于“辅助香港（黎乙真主持的）真言宗居士林，及（王弘愿主持的）潮安震旦密教重兴会，宏扬密教”。[18]1932年，被称为“南中国宏密之泰斗”的王弘愿应解行精舍之邀，专程来广州作灌顶法会，极一时之盛。解行学社特出版《解行精舍特刊》记录此次盛行的前后之经过及其殊胜因缘。1934年，汕头密教修持者王少瑜、王净心等人发起成立汕头密教重兴会，聘请王弘愿担任导师，出版月刊《世灯》，并主办多次灌顶法会。　　顾净缘是近现代中国密教重兴运动中另一位非同凡响的居士界重要人物。他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在长沙创办“二学园”和“两湖佛化讲习所”，显密双弘。1928年他东渡日本学习东密和台密，并受阿阇黎位。1930年，顾净缘回国并在上海创建“畏因同学会”，他还以“谢畏因”为笔名创办《威音》月刊，阐扬密乘，同时弘传“人道佛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930年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停刊，《威音》共出版七十八期，成为近现代中国密教弘传史上堪与王弘愿主编的《密教讲习录》媲美的另一种重要的密教文化杂志。1938年，顾净缘因著名将领唐生智之请到长沙为其父唐耀先办理超度法会，由此留湘从事文教和弘法事业，同时成为唐生智的老师。正如《海潮音》杂志所评论的那样，在1930年代中期，“顾净缘居士以密法摄湘中军政各界，渐及于鄂”。“顾虽宏密，亦重教理”。后来，他又在长沙重新开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四众兼收，将近三百，可云盛矣”。[19]顾净缘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至今仍接续其事业的年逾八十高龄的吴立民大居士，曾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多年，受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之托，为北京佛牙塔地宫庄严设计，1994年还破译了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塔地宫的唐密曼荼罗，著作宏富。
 　　四
 　　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法尊、观空、超一、能海、谈玄、心道等僧伽，在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中都先后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磨灭。而首先不能不谈到大勇阿阇黎，因为是他最先赴日学密，并动员持松一同东渡学密；也是他最早发愿赴藏学密，并创办藏文学院，后带领法尊、观空、超一、能海等一批汉地高僧赴藏学密，成为近代内地僧人最早赴藏求法的先行者。　　1919年，已在四川军政界任职的李锦章和他在重庆时学佛的友人黄葆苍、董慕舒等，一同至上海依太虚大师剃度出家，分别得法名传众、传佛和传心，字大勇、大慈和大觉。1921年太虚大师应邀到北京为各界讲经，大勇随侍听讲，但他不满足于当时遍及各地的念佛法门，认为在此末法时期，“非得三明六通，难以启大众之信，回流俗之狂，而佛法终无由昌大”，于是发愿学习密乘。当时，日本密教僧人觉随来北京弘法，曾邀请太虚赴日学密，为太虚婉拒，大勇却发心愿为一试。到日本高野山后，觉随态度有变，致使大勇不得不回国筹措学密经费。1922年，大勇筹得经费后，约同持松一道赴日学密。就这样，他们来到高野山密宗大学，从金山穆昭等学习密乘。次年秋，大勇学得金刚、胎藏二部曼陀罗大法及受传法灌顶，得大阿阇黎位后回国。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受到热烈欢迎，先后在两地开坛传法灌顶。随即应邀到武汉，在太虚大师主持的武昌佛学院等处设坛传法灌顶，掀起了武汉学密风潮。[20]但是，大勇“觉其所习日密之有所不足，因发大愿，欲以藏文为工具，入藏求密”。[21]更有甚者，大勇发愿西藏学法，在于他觉得“西藏佛化，不但密宗一派形神俱完，相用兼备，即其现所保存之经籍及医方、工巧二明诸书，以视吾华所已译出者，乃多至百倍或数十倍不等，且均承传不绝。盖自天竺佛化式微而后，所有原存五印之佛教经论大宝窟，不啻移转输入于西藏矣。故欲考订古籍，搜求遗经，非通晓藏文藏语，则无从着手。现拟设一佛教藏文学院于北京，以作西行求法之准备”。[22]由是，他在武汉名流居士汤铸新、胡子笏等人的支持下，于1924年10月成立“藏文学院”于北京慈因寺，吸引了法尊、观空、超一、大刚等相继入学，并于次年6月改组成“西藏学法团”，不久即西行往藏地求学。求法途中多次遇阻，但大勇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向大格西杰尊、札迦大喇嘛等修学藏文经论和研究密法，大勇得传藏密阿阇黎法位。不幸的是，大勇因病于1929年示寂于甘孜。其他学法团成员或因病丧亡，或因阻不得不留西康学习后而折返，而能海、法尊、超一等继续克服各种困难，前往藏地求法学密，成为沟通汉藏、弘扬藏密的一代高僧。法尊后来主持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院，而能海1935年回到内地，先后在上海、五台山和成都等地开办道场，主持法会。1936年，上海佛教界隆重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显密无碍，解行精严”的能海大师应邀修法讲经，开示菩提道次第。《佛学半月刊》连续出版三期“丙子息灾法会特刊”，记录法会经过。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佛教会在成都举行大规模的护国息灾法会，能海应邀主法。当时的《佛教月报》也因此出版了“护国息灾法会特刊号”。1940年，能海率领弟子多人再度赴藏学法，次年回到成都，开始了在各地建立金刚道场，弘传格鲁派密乘的使命，为内地藏密的弘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持松法师，法名密林，1911年于荆州铁牛寺出家，两年后在汉阳归元寺受戒。1914年入月霞法师在上海主持的华严大学学习，后随该校迁至杭州海潮寺，1916年毕业。随后任教于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当时，他对日本要求派僧来华传播佛教非常不满，但又感到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或亦不无可采之点”，“即欲往东，一采其究竟”。当时赴日时机未熟，等到1922年冬，“杭地诸居士劝学密宗”，他“以此乃中国绝学，假此并可参观日本佛法之施设”，由是在大勇的鼓动和支持下，一同赴日学密。[23]他与大勇一起到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学密法，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得阿阇黎法位。1924年春，他继大勇之后回国，先在上海、杭州等开坛传法灌顶，不久应家乡湖北善信的邀请，出任武汉首刹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灌顶，继大勇之后将武汉地区社会各界的学密气氛推向高潮。正如后来的评论者所云：“自持松、大勇两阿阇黎留学日本高野山受两部灌顶而归，国人始知自惠果阿阇黎后，由空海大师盛宏彼邦、灵验甚著、向之魔鬼式之咒术，实具有不可思议之妙用矣。故长江各省请两法师开坛传法者，不可胜纪。”“持松法师回国后，驻锡武昌洪山宝通寺，萧前督军为建密坛一所，一时发心请法者，轰动武汉三镇，洪山蔚为密宗中兴之区域矣。”[24]　　1925年冬，持松随太虚大师所率领的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会后他没有随团回国，而是仍留在日本从高野山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次年，他又专程到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后再至高野山随金山穆昭传授口诀，兼学梵文。1927年，持松回国后，到各地开坛传法灌顶，成为当时中国僧界同时弘传日本东密和台密的第一人。1936年，上海佛教界举行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尽习野泽三十六流台密十三流”的持松法师，应邀担任东密主座，主修尊胜佛顶法。《佛学半月刊》“丙子息灾法会特刊”对此殊胜因缘给予详细报道，赞誉有加。同年，持松第三次东渡，与日本佛教学者广泛接触。回国后，他驻锡上海圣贤寺，主要从事讲经和著述的活动。从此，持松不仅勤修日本密教，也对东密和台密作精深的研究，多有著述。1942年，上海《佛学半月刊》相继推出两期“真言宗专号”，由持松负责编辑和主要撰述，力图廓清当时教内外对真言宗的诸多误解，也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密教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48年元月，中国佛教会和蒙藏委员会通告全国各寺庙并佛教各团体，共同起建“以超度历年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增进现在民众福德，消弭未来一切灾劫为宗旨”的四十九永日“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是近代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息灾大法会，仅上海地区就建有尊胜佛顶道场、大威德金刚道场、念佛道场和讲经道场。而“‘东密’‘唐密’正宗，护国息灾殊胜大法”的尊胜佛顶道场，共设尊胜、护摩、明王三法坛，持松法师以其在弘传日本密教中的崇高地位而应邀担任主修。法会还出版了《息灾法会音声》杂志，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太虚大师在谈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密教复兴之趋势时说到：“全国缁素既知密教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伙。先则粤之纯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应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但此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祗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碻能荷负吾国密教复兴之责者，亦唯其三人耳。”[25]这里提到的显荫法师，法号大明，原籍江苏崇明县，自幼聪颖过人，1918年十七岁时，正在师范讲习所就读的他，在友人的启发下，到浙江鄞县投谛闲法师出家，就读于观宗学社，与仁山、倓虚、宝静、常惺、妙真、持松、可端等同学，深受谛老器重。1920年毕业后，在社中研究经藏，并经常随侍谛老到各地讲经说法。1921年著名佛教大居士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出版，年仅20岁的显荫应邀为之写序，成为佛教界和文化界之美谈。次年，显荫又应邀到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任林刊编辑部主任，声誉日著。1923年初，扬州长生寺可端方丈邀请显荫主编《佛光月报》，得到教内外高僧大德、学者名流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誉。同年秋，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显荫等作为中国佛教救济东京震灾会的代表赴日，随后他就留在日本，到高野山学密，直到1925年2月获得阿阇黎法位后不久才回到国内。不幸的是，因身染沉疴，三个月后就示寂于上海。[26]英年早逝的显荫，被称作“天才比丘”和“我们佛教中的法炬，人世间的明灯”[27]，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在国内开坛传密，但是他对于当时中日佛教交流有重要影响。1924年太虚发起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正是得到显荫在日本的大力鼓吹和联络，才促成木村泰贤、佐伯定胤等日本佛学界和僧界著名人物的莅会。他回国时，受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搜集和提供了一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　　显荫和大勇的相继示寂，对二十年代中国密教复兴事业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1934年初夏，曾就读于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研究部的谈玄法师奉太虚大师之命，赴日本留学习密，特别是研究台密。到1935年12月，谈玄“在日本整整学了一年半。其所学而得者，有台密全部传法灌顶。在日本修学密宗的中国留学僧，自民十年以至现在，十五年来，有大勇、持松、显荫、又应、纯密、谈玄诸师，而得日本台密东密两大支流的密教传法灌顶学位者，唯谈玄法师一人也”。因此，时人对谈玄回国给予了很高的期许：“今谈玄师者，于教相先有甚深之研究，于中国之禅，亦有甚深之心得，于时代环境，亦有清明之认识，今复学得日本两支密法，得其全盘灌顶学位，其体质与学力，实足以重敷日密之两部曼陀罗，重敲日密之锣鼓，重舞日密之铃杵，而计及根本的日本密宗之建立，亦即为中国密宗之复活建立”。[28]不幸的是，谈玄回国后不久，也因病早逝。太虚大师有《恸谈玄》诗云：“献身学业能拼命，病榻来书不忍看；密法东台承复绝，哀哉继起得人难！”[29]从这里不难想见，继显荫、大勇之后谈玄的过早圆寂，对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建立现代中国密宗之事业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