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近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最开始受到关注的，主要是日本密教的引进，这与清末民初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和当时日本利用各种方式企图向中国传播佛教，特别是宣扬他们所传播的密教，就是中国内地已经绝迹近千年的唐代密宗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民国初期以王弘愿居士为代表的密教崇尚者们，首先翻译和出版流通日本高野山权田大僧正的《密宗纲要》等书，并得到太虚等佛教新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从而引起国人的东密热潮。但是，就“在日本密宗回到中国复活得最热烈的当儿，中国密教现状起了一种变化，其变化维何？即西藏密宗之开始传播也。日本密宗的传播以武汉、江浙、粤、平为重心，而及于全国。藏密在十三四年因班禅（藏）、白普仁、多杰（蒙）等集于北平，故以北平为中心，十五六年渐及鄂、湘、赣、江、浙、川诸省，遥遥与日本密宗对峙。其时日密之大变动因之而失利者，厥为民十四年大勇之弃日密而学藏密。藏密之势，渐渐雄占上峰，及今而普遍风糜于全国者，斯亦一因也欤？”[30]　　民国时期对藏密在内地传播最有力的推动者，是从藏地来内地的班禅大师。同时，亦正如法舫法师在1934年所说：“西藏密法，在中国现社会中宏扬，近数年来，突飞猛进，班禅大师被迫亡居内地之后，其个人与门徒大宏藏密，政府为治边陲，不阻止蒙藏佛教，而近一二年来又极提倡，这是藏密宏传极盛大时的一个原因。其次就是一般藏僧——喇嘛——的向内地宏传密法，起初为久居北平的蒙古白普仁喇嘛，以金光明法会曾来西湖及江南各省，盛宏一时。次为西康的多杰觉巴格什上师之赐也。此外，北平有‘密藏院’，主讲者为蒙僧名辛制嘛，二十一年与本年之‘时轮法会’主动发起者，即为该会会员。由密藏院至班禅建‘时轮法会’，为藏密在中国社会中宏扬最盛之一阶段。蒙藏喇嘛近在内地传法者，尚有安钦那拿等，亦皆传授仪轨，摄引学人。吾人之观察，白普仁之‘金光明法会’，为内法的藏密宏传之胚胎时期。从十三年之北平‘藏文学院’、‘西藏学法团’到民二十一年重庆成立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再从北平‘密藏院’而到今日的上海‘菩提学会’，已走入教理之研讨、文献之翻译，吾人认为是藏密宏传的萌芽时期，大盛时期，尚待来日！”[31]　　藏密在内地的传播固然需要能海、法尊等汉地高僧入藏学习，同时也需要班禅大师、白普仁喇嘛、多杰格西等蒙藏喇嘛到内地亲自弘传，从而更直接地带动内地学习藏密风气的兴起。1925年，九世班禅大师来到内地，受到从中央到各地军政绅商和民众各界的欢迎与热情接待，仅杭州一地举行的浙江各界欢迎班禅大会，就有军政商学各界数千人参加，在上海等地的欢迎会也都非常热烈。各界对班禅的盛大欢迎，实际上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当时还出版了《班禅东来记》专刊，对之有详细的记录。　　白普仁喇嘛于民初居住在北京的雍和宫，常修药叉大将法，以护国息灾，据说颇有灵验，信众甚多。1924年夏初，大勇来北京从白普仁学习藏密，并发起成立藏文学院。1925年春班禅到达北京，得知白喇嘛的道行，托人致意，得到白普仁的拜谒，并赐其堪布法位，白普仁因此更得各界信从。1926年，北洋军政界叶恭绰、徐蔚如、曹汝霖等数十人在天津发起金光明法会，请白普仁主修，极一时之盛，当时即有《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记其事。就在南方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8年闰二月，北洋政府段祺瑞等发起在北京的雍和宫举行金胜陀罗尼息灾道场，白普仁堪布和棍却堪布、荣武活佛率百零八僧众修法四十九天，盛况空前。法会还先后出版《息灾专刊》五期，详载法会经过。　　白普仁大喇嘛在京津地区所主修的两次盛大息灾法会，不管发起者的政治目如何，但实际上开启了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举行大型弘法和利生活动的先河，凸现了藏密在内地利生息灾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1925年追随班禅来到内地的格西多杰觉拔，也是一位在内地弘传藏密有重要贡献的高僧。当年正值太虚大师应北京政绅界之邀在北京讲演《仁王护国经》，当时听讲的还有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西藏格西多杰觉拔等。讲经圆满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多杰格西在升座前，还出众中顶礼，并登台向太虚献哈达请为摩顶，显示出“藏僧对汉僧未有的尊敬”，给太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后来多得太虚的介绍而到内地弘传藏密。川、滇、黔三省举办西南和平会，特邀多杰觉拔南下主修，影响很大，有《西南和平法会特刊》记录全部经过及多杰尊者的历次开示录等。　　班禅大师来到内地后，除了参与一些政治性的活动，其在弘传藏密方面最有影响的，还是1932年由他在北京主修的时轮金刚法会和1934年由他主修的杭州时轮金刚法会。　　在密部经典中，时轮金刚被推为首列。相传印度北有香拔喇国，其境圆形，中如莲花，每瓣有区邑十二兆，每兆有十万大城，释迦成道后，癸末三月十五，在灵鹫山头现法体，月善国王与九十六法王在金阙体增城中灌顶，闻宣说时轮金刚根本经，月善记录了下来，迎奉于香拔喇，建时轮金刚大坛城。　　1932年在北京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在故宫的太和殿传法灌顶，典礼隆重庄严，规模盛大。当时各报刊不仅多有报道，还出版有《时轮金刚法会撮要》记录其事。1934年在杭州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是不仅由民初政界大员段祺瑞、戴季陶、褚民谊、许静仁等积极发起的，还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委员长的赞可。对于此次规模盛大的藏密法会，上海的《佛学半月刊》还出版了“时轮金刚法会专号”，予以特别报道。　　不过，班禅大师到内地弘传藏密能够顺利进行，不能不提到在多次重大法会活动中为他担任翻译的超一法师。上文提到过超一曾参加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往藏地学习藏密。事实上，超一法师早先曾就学于观宗学社和武昌佛学院，是他在武昌佛学院追随太虚大师并担任该院学监等职时，恰遇大勇从日本回国到武汉传授东密，引起超一对学密的兴趣。超一后来就追随大勇进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进而参加了康藏学法团。自1926年亲近将养确珀老格西，到1931年夏离开西藏，应太虚大师之邀到重庆筹办汉藏教理院，超一在藏文和藏密学修上都有精深的境界。1932年他参加班禅大师在北京主修的时轮金刚法会，亲受班禅大师所授时轮金刚大灌顶法。法会后，他相继应邀在重庆、武汉、青岛、济南和北京等地开坛传法和讲经，颇受信众的欢迎。1934年班禅主修杭州时轮金刚法会，超一应邀担任班禅大师的翻译，并接受班禅大师给其一个单独秘授的大威德灌顶法。太虚大师也正是在此次法会上跟班禅大师学密，并接受班禅大师的传法灌顶。此后，超一法师声誉日隆，各地盛请开坛灌顶传法不断，不久应无锡信众之盛情邀请，主持该地圆通寺，并组织中国佛教真言研究社，使圆通寺和无锡建成江南地区密教复兴的重镇。1937年，超一应湖北荆沙地区信众的再三邀请，到沙市传授密法，受到隆重接待，法会非常圆满。荆沙信众因感激超一的灌顶传法因缘，特别编辑出版了《佛海灯月刊》的“超一上师弘密特刊号”，以示永久纪念。　　1925年班禅大师的东来，虽然主要由于某些政治性因素，但是，他到内地后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的弘传，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勇、显荫、谈玄等因英年早逝而对内地密教之弘传所带来的遗憾，更改变了国人在民初对日本密教的崇尚之风。正如1936年大悟所说：“中国佛教徒之行门，向修净土禅宗，在生活表现者，为素食。近年之趋势，则由净土禅宗，而趋向于密宗。而密宗之所以能突起应世者，盖有其特殊之因缘，其始由于本刊（《海潮音》）之提倡东密，继则喇嘛藏密之传入。而藏密之宣传，势力更大。先传者黄教，继之以红教。因有藏密之宣传，国人对于东密，近几无人着眼矣。西藏红黄教之宣传，于国民影响颇大，此亦有其应化之机感也欤？”[32]应该说，班禅大师和蒙藏喇嘛以及能海、法尊、超一等汉地法师对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的弘传，为近现代中国密宗文化的复兴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