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　明

　　弘法大师空海与传教大师最澄是日本妇孺皆知的两位佛教大师，分别开创了东密与台密两大宗派。但空海开创之东密真言宗为唐密之嫡传，最澄开创之台密，乃天台、唐密、禅宗及大乘戒法的杂合。下面，就两位大师之交往弘法经历作一整理，以从另一角度更好地感受两位大师的风采。

　　一、入唐受法比较

　　同样身为日本新佛教宗派的开山鼻祖，最澄与空海两位大师有不少共通点：

　　首先，均为同时代之俊杰。

　　最澄大师生于767年，空海生于774年，两人只相差7岁。而且，两人都在青年时代经历了山林修行。

　　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祖上系中国东汉献帝后裔。他14岁出家，19岁入东大寺受戒后却突然跑到比叡山盖了座草庵，过着山林修行的生活。对最澄来说，比叡山的修行生活是他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期，京城已迁移成功，而比叡山正位于平安京的艮位，也就是东北方，鬼门也。桓武天皇听闻最澄的名声，便召入京，并让他跟随遣唐使团入唐。此时，最澄37岁。

　　与最澄相比，空海大师是地方豪族出身，俗姓佐伯，幼名真鱼，赞岐国(今香川县)人。15岁时，为了出仕而上京。18岁时，考进中央大学寮专授儒学的明经道科。如果朝这条路走下去，空海可以成为官僚，可是，他却遇见一位僧人，受教了“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尔后便在四国深山流浪修行。23岁回到京城，写下《三教指南》，评论儒教、道教、佛教之优劣，断言佛教是最胜之道，并宣言将成为佛教者。30岁时入唐求法。

　　其次，于804年一起入唐求法。

　　最澄和尚是公费“还学生”身分，而空海和尚是自费“留学生”身分。“还学生”与遣唐使一起入唐，一起归国；“留学生”通常必须在大唐滞留二、三十年，从基础开始学起。结果，最澄在中国只待了八个月半便与遣唐使一同归国；而空海则在大唐学了整整两年真言密教后，才踏上归途。

　　804年的遣唐使团的船队总计有四艘船只，空海搭乘第一艘，最澄搭乘第二艘，第三艘于途中遭暴风雨，只好又驶回日本，第四艘则行踪不明，大概遇难沉到海底了。

　　第三，均得大唐密教传承。

　　延历二十三（804）年九月，乘船到达中国后的最澄和尚携弟子到达台州府临海，谒见台州刺使陆淳。陆淳希望最澄入天台山，请道邃协助。道邃系天台宗七祖，天台山修禅寺座主。最澄于是入道邃门庭，并抄写天台经疏。十月初，最澄登天台朝拜祖师（智顗）圣迹，佛陇寺座主行满“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并传以印信。为了不忘祖庭之恩，最澄出资在佛陇寺内建造“传法院”，以备将来日本留学僧求法之用。在天台期间，最澄又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十一月五日，最澄结束天台山巡礼后回到台州龙兴寺，道邃为其传授一心三观奥旨和菩萨三聚大戒，并赠《道邃和尚付法文》及《道邃和上书》，作为天台法脉东传的印信。

　　 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最澄返回明州准备随遣唐使返国，他利用等船的时间，折向100公里外的越州，登上镜湖之东的赤峰道场（今上虞市丰山），从密教大师顺晓（密教五祖善无畏再传弟子）受三部三昧耶的灌顶和印信。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5月，最澄搭遣唐使的船回国，向天皇上表复命。

　　总计最澄在唐国只能滞留八个多月。“由于时间不够，他对密宗仅知大概，不求甚解。”（茂吕美耶语）

　　空海和尚搭乘的第一船经34天的风浪颠簸，于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飘达福州长溪县海口，十一月三日随大使启程晋京，先到长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侣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后入青龙寺惠果大师门下。惠果大阿阇梨是“开元三大士”之一、密教第六祖不空大师的嫡传弟子，为密教第七代祖师。他一见空海伟器，即有传授衣钵之意。空海和尚自永贞元年（805）六月，先后得胎藏界灌顶、金刚界灌顶、传法灌顶，并传承了大阿阇梨的地位，成为惠果祖师的衣钵传人，即正统密教的第八祖。

　　惠果大阿阇梨以密教经疏晦隐不显，不假图像难以流传，请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绘制大曼荼罗，雇二十余名经生抄写密教经藏，唤铸博士杨忠信打造道具十五事，一并交付空海，并要求他尽快返国，保存密教两部大法。授法事毕不久，惠果圆寂，空海为众人推举撰写了1500余字的碑文《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大师之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元和元年（806），遣唐使第四船判官高阶远成一行达到长安，空海阿阇梨撰写了《与本国使请共归启》，要求提前回国弘扬密教。高阶远成代为上奏大唐皇帝获准，随与空海一行辞别长安，三、四月间抵达越州。空海虽然已得经疏“三百余轴”，犹叹“人劣教广未拔一毫，衣钵竭尽不能雇人”，遂呈《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恳求越州节度使馈赠“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是年八月，遣唐使船从明州出发，十月抵日本太宰府。

　　总计空海大师在大唐滞留两年时间，为惠果大师泻瓶弟子，密教第八代祖师。

　　二、最澄归国后的传法

　　最澄大师入唐求法结束后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国后，递呈《上将来经疏表》，称“最澄奉使求法，远蹈灵迹，往登台岭，躬写教迹，所获经并疏及记等，总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并将其中用金粉缮写的《法华经》8卷、《金刚般若经》1卷、《菩萨戒经》1卷等献给向桓武天皇。桓武天皇即命有司抄写天台经疏7通，分送奈良七大寺，令南都学僧研习讲读，以祈“流布天下”；同年九月又敕在高雄山寺设立密教法坛，由石川、樫生二位禅师代天皇受灌顶，希冀“守护国家，利乐众生”。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三日，最澄向朝廷提出规范各宗度僧制度、新增天台宗度僧名额的请求。这一方案得到僧纲赞同，二十六日朝廷颁发准奏官符，宣告平安京诞生了第一个佛教宗派――以比叡山为大本山的天台宗，因其融合了大唐密教，又称台密，以区别于空海大师创立的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