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安为基地的天台宗从创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奈良旧佛教强大阵营的挑战，新旧佛教在许多方面发生冲突，而最基本的是大乘戒和小乘戒之争。自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754年），日本僧侣得度之前必须受小乘250戒，天台宗新增的2名度僧自不待言，最澄大师本人在东大寺受的也是小乘戒。但由于日本的三大戒坛一直掌握在势力庞大的奈良（称南都）几大佛教宗派手里，天台宗新僧在此受戒后经常不返回比叡山，为此，摆脱小乘戒的羁绊，新创建大乘戒坛，成为衡量天台宗是否真正独立于奈良佛教的分水岭。大同元年（806），最澄在比睿山私设戒坛，为圆澄等100余人授大乘戒律，彻底抛弃小乘戒。弘仁九年（818）誓言“自今以后，不受声闻之利益，永乖小乘之威仪”，主动舍弃小乘250戒，并告戒弟子“今我宗学生，令开大乘戒定慧，永离小乘下劣行”，正式宣告与南都六宗的决裂。事隔仅2个月，最澄向朝廷上呈《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称“释教之中，出家二类：一小乘类；二大乘类，道心佛子即此类。斯今我东州，但有小像，未有大类。大道未弘，大人难兴”，要求将天台宗度僧归为“大类”。八月二十七日，将上述《六条式》进一步扩充，制订了《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弘仁十年（819）向朝廷递呈《请立大乘戒表》，公开打出“大乘戒独立”的旗帜。

　　天台宗建立大乘戒坛，不仅是对小乘佛教宣告独立，而且对南都六宗的生存造成威胁，自然遭到奈良诸寺高僧的合力围攻，以大僧都护命牵头，南都七大寺七位僧纲联名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在比睿山建造的大乘戒坛，将最澄斥为“紊乱法门”的元凶。在这种情况下，最澄大师于弘仁十一年（820）撰写《显戒论》3卷，明示大乘戒的理论根据，反驳僧纲们的恶意攻击。这场与南都六宗舌战笔伐，耗费尽了最澄大师生命的最后能量。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这位平安佛教的旗手终于倒下。七天后，朝廷发布敕许设置大乘戒坛的官符，最澄大师的遗愿得到实现，日本佛教史得以改写。

　　不过，最澄大师设立大乘戒坛的做法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日僧大岛龙玄在《日本佛教戒律的历史变迁》一文（《法音》杂志2002年第6期）中就对最澄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中国唐代的道宣律师（596—667）对当时佛教界轻视比丘戒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今时不知教，多自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于我大乘弃同粪土；犹如黄叶、木牛、木马诳止小儿，此之戒法亦复如是，诳汝声闻子也。”（《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道宣律师为了净化僧界，提出即使是大乘僧人也一定要受持比丘戒，从而创立了南山律宗，他也因之被尊为律宗祖师。

　　可见，最澄是逆道宣的南山律宗思想而行的，也完全舍弃了8世纪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传来的戒律，开辟了“无戒律之佛教”的道路，贻害至今，这也是他备受非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空海归国后的传法

　　大同元年（806）十月，空海大师在大宰府（今福冈县）着陆，听到热情支持佛教的桓武天皇去世的消息，感叹自己的不遇。同时，由于没有达到在中国学习二十年要求被禁止入京，只行暂时住在大宰府的观世音寺内，托遣唐判官高阶远成将自己留学的成果《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代奏朝廷。大同四年（809）4月，平城天皇让位于24岁的嵯峨天皇；7月，36岁的空海大师进入京都，定居高雄山寺。

　　据王益鸣《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

　　空海大师入京，最先受到最澄的重视。据《传教大师消息》，最澄派弟子经珍向空海大师借阅了十二部密教经典。此事表明，最澄之前已经看过《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且为其中的内容深深地震惊，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唐朝所学习的密教不过是旁系，而甘心对于空海执弟子礼。最澄当时属于名满日本的和尚，能主动向那时还末怎样为人所知的空海请教，使我们感到最澄人格的伟大。最澄亲自抄录空海的《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日本至今保存，是日本书法史上著名的作品。两大师间随开始了亲密的交往，现存的《风信帖》即为证明。然而由于宗教立场的不同，两大师的关系后又逐渐疏远。

　　大体而言，空海入京后不久就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当时的宗教界、文化界的领袖人物。

　　嵯峨天皇尤其欣赏空海，且以后者为师，彼此之间过从甚密。大同四年（809）十月三日，大舍人山背丰继奉敕命而访问空海居住的高雄山，空海向嵯峨天皇奉献《世说新语》屏风两帖。这样，空海和嵯峨天皇之间的亲密交往就开始了。翌年，嵯峨天皇改元“弘仁”（810年），九月发生图谋让平城上皇复位的藤原药子事件，事件结果以藤原仲成被诛、药子自杀、拢子皇太子被废、平城上皇出家而告终。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请求嵯峨天皇批准在高雄山寺修《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等法以镇护国家。空海在这篇奏章里直接与日本当时的现实相联系，表明如果允许其在高雄山寺为国家修法，就能够消弭谋反和自然灾害等。此举大获嵯峨天皇的好感，立即敕准。其修法自十一月一日开始。此年，空海授予弟子实慧等人以传法灌顶的职位，空海本人还被任命担任东大寺的别当，一直到弘仁四年（813）。

　　弘仁三年的高雄山灌顶，是空海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空海的存在终于为朝廷所注目、承认。当时接受灌顶的人之名单由空海书写，今日仍可得见，称为“灌顶历名”。此“灌顶历名”不但对于我们研究当时日本的佛教有颇大之裨益，也是日本书法史上的著名作品，因此历来受到重视。

　　最澄是此事的热心参与者，他积极地鼓励并带领自己的门徒去接受灌顶，弘仁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弟子泰范的书信即为证明。由此信可知，他对空海高雄山灌顶之事产生了巨大的宗教热情，甚至放下前辈大家的架子，似乎以学生的姿态向空海请教，为自己以及本派弟子去接受灌顶而尽量和空海磋商，最后叮嘱弟子泰范要提早去比叡山，以便大家做好赴高雄山寺的准备工作。

　　“灌顶历名”云：

　　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受到金刚界灌顶人人历名

　　释最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