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讨论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一行对于来自印度的天文学和密教星占内容的态度是复杂的。在天文学方面，《大衍历》中当然还有其他一行采纳了的印度历学，比如从远地点开始起算近点月，比如采用了食差理论，但是从本文所列的三项内容，日食的成因的解释和计算、没灭日和置闰法以及在对周天度数的处理上，一行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似乎在历学思想上更为接近印度历法，但仍以传统的算法来实际编制《大衍历》，他在历算上是有所取舍和保留的。在宗教工作中，一行则将密教的攘灾与中国传统星占内容作了融合。

　　要分析一行的这种复杂的立场，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文化环境。

　　开元年间，连续出现的密教北斗佛经，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唐代繁荣的北斗信仰（道、密和民间信仰中都有北斗崇拜），密教的北斗、南斗信仰，在密经的汉译过程中，也受到来自道教和传统星占学的影响，发生汉化。一行在《北斗七星护摩法》中还首次将传统星占学中的南斗星占融入其中，这同时反映了密教星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方的重视。密教的教义，对修习的教徒有严格的要求，而善无畏、金刚智的弘法路线亦是从上层社会建筑着手，所以密经中的星占学势必也首先为最高权利者服务。

　　历法上，一行在对西方历法的态度，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来分析。

　　开元九年，一行奉诏编制新历，在此前的开元五年，玄宗下令建立丽正修书院，缮写天下四部图书。《隋书·经籍志》主要依据隋代、唐初的政府藏书，并参考以前的有关目录书编纂而成，在这部文献目录中，记载了若干部明显带有印度色彩的天文历书，这也早已引起过学界的注意。如：《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等等。开元九年一行奉诏后，进入集贤院制定新历，集贤院的前身即是丽正修书院，由此也可判断，一行有各种机会接触这些读物。

　　开元六年，玄宗下令翻译印度的《九执历》，从张说的《大衍历序》中可知，今已不传的全本《开元大衍历》中内含《天竺九执历》一卷。日本遣唐僧最澄在《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称一行“至十二年春正月，奉敕述《大衍赞》并《开元历》，洎十五年秋末方毕，唐梵参会，共成一义”[最澄. 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 传教大师全集[M]. 第1卷. 日本: 比睿山图书刊行所, 1926. 240. ]，从这条记述来看，玄宗敕令翻译《九执历》，对编制《大衍历》是有积极作用的。

　　僧一行一生有十数年的游学经历（对其游学经历的考证，笔者亦有另文论述），在这十数年间，一行也有各种机会从宗教的途径接触到印度天文学，其中包括西行求法僧、佛经和密教僧侣。以上三点都说明一行有良好的氛围学习印度历法，并为编制新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历法的编制上，一行的立场并不能够单一。

　　一行制历所处的集贤院与唐代儒教建设有着密切联系，日食的计算、周天度数的设置，这些学法印度即需要从根本观念上颠覆传统的做法，与集贤院的为天子制礼作乐式的政治文化使命直接违背，这是一行徘徊在中西之间的原因，后人也许无法或者很难从中找到真正出于一行本身意愿的历法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