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绝和整饬
［关键词］ 藏传佛教；禁约整饬
［中图分类号］ B946.6=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3-0169-07
清朝统治虽然取三教共奖的政策，但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最为亲近，他们不时发国帑修筑寺庙，封赠喇嘛，创行国家养僧的衣单粮制度，给藏传佛教给予诸多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者们已从多层面给予过研究。但另一方面，清朝贵族针对藏传佛教内部的流弊，又实施了多种禁约和整饬，肃整了教戒僧规，使其得以健康发展。笔者试对其作一些试探性讨论，权作引玉之砖。
一、严肃国师禅师的封赠
明初朱元璋出于“招徕番僧，藉以教化愚俗，弭边患”的政治目的，确立了封赏藏传佛教高僧的政策。不过当时制度新创，纪纲肃整，故封赠办法尚称严谨，洪武一朝封赠的大国师、国师不过四五人而已。明成祖即位，继续取崇奉藏传佛教的政策，曾封赏西天佛子2人，大国师9人，国师18人。显然，永乐封授是藏区喇嘛国师封号由严谨转向伪滥的转折。延至宣德、成化时期就更加滥封滥赏了，藏区大小派系的僧首和一些部落头人，或以军功，或因贡马，或因宗教地位，便诏给一个国师、禅师名号；且始有一位僧首受封，以后就会有若干弟子袭号。结果到了明末，国师、禅师到处可见，有人作过考证，统计得仅甘肃洮、岷、河州一带，有国师号者19号，西宁一带有16人。
明代所奉行的多封众建、分布治之的做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羁縻藏族部落，稳定甘青川藏等地藏区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又产生了诸多流弊，主要是受封的僧首凭借政治影响和宗教地位号令僧徒，抽空信教民众，征赋收租，包揽诉讼，如同土司，个别的地方带形成了以寺庙为中心的小范国内政教合一的体制。这种情况不利于佛教内部的统一乃至中央政府事权的统一。需要革除这种多封众建的局面，已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大事。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制度草创，多因袭明代旧制。又加之当时抗清势力遍布各地，清政府也采取了羁縻之策，规定凡明代旧封喇嘛回诰敕、印信、札符者，由理藩院查难注册后均予换给清之诰敕、印信。检索文献，见载入《大清会典事例》中的师号对换事例达16次之多，其大致情况可整理为表1：
由上表看出，清政府实行对换旧封国师、禅师敕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顺治中期和康熙前朝；而得到对换敕的喇嘛又主要是甘肃洮、岷、河州和西宁附近寺院的喇嘛。
康熙亲政以后，接连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军事斗争的胜利，接着又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清朝的统治更趋稳定。在此大背景下，清政府调整了对藏传佛教的政策，由当初的羁縻笼络转向了全方位的整顿和控制。
对藏传佛教的整饬主要发生在康熙后和雍乾之世，整饬的重点是国师禅师的封赠问题。雍正四年（1726）议准：“西宁所属百里外，僧寺九十四处，河州所属仅止三处。此内有名国师、禅师而曾颁有敕印者，有国师而并未颁给者……。此等处所，原系土番杂处，明初颁给敕印之后，我朝亦曾颁有敕印。缘边居之人，野性难化，故令其信任有名之喇嘛承袭管辖。若因循旧制，不酌量更定，恐相沿日久，竟恃为世守，所关匪细。嗣后令各寺族佃归并内地为民，所给敕印，尽行收取，不令管辖番众。”结果原来所对换的敕印全部被收缴。但由于尽行收缴国师禅师敕印之后，导致了寺庙喇嘛无人约束管理的后果，故延至乾隆十二年（1747）再议订：“甘肃所属各寺喇嘛自牧国师禅师印信以后，各自梵守静修，其属于僧众，虽各设有法治，但约束不无涣散，自应照依地方之大小，喇嘛之多寡，定为职衔，以备稽察。”遂设名号卑微的都纲3人，僧纲14人，僧正3人，均由理藩院给以札符，令其管理寺院，约束喇嘛。并再次申令：今后“国师之号，均不准承袭”。至此，明代滥封国师、禅师的流弊基本解决了。
在清理解决明代滥封国师、禅师流弊的过程中，清政府也曾封过一些国师、禅师。我们从《大清会典事例》和《蒙藏佛教史》等文献中，统计得其封赏情况如表2：
从表2看出，清代的严肃封赠与明代的滥封众建形成明显反差，清政府的封赏原则十分严谨，他们认为“国师名爵甚大，非有功绩，不得滥授”。故从顺治五年（1648）至清后期，仅封赠国师禅师15便，其中国师号3例，禅师号12例。从封赠对象看，多集中在青海的章嘉、土观、敏珠尔、阿嘉、噶勒丹锡哷等系统的活佛中。这些活佛受封以后，便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出任漠南多伦、归化城等地的札萨克达赖或掌印达喇嘛，主管蒙古各部的宗教事务。其反映了清廷着意扶持青海的宗教人物，以之作为亲信工具，派往蒙古，借以削弱达赖、班禅在蒙古宗教界的影响，并防止蒙古王公把持当地教权的可能。同时，清政府对受封的国师、禅师也多有限制，如元宝各封赠的国师和禅师名号不得兼任，更不得世袭，只封赠给当世之活佛，待伊圆寂，所有国师、禅师印信及国师所用金项黄轿、九龙共坐褥便要指定专人保管存放，待下世灵童坐床后，视情况另加恩赏后才能启用。清代的这种严肃做法，革除了明代滥封所造成的诸多弊端，尊贵了国师禅师名号，但也使国师等僧爵僧官职位更浓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使之完全成为统治者运用自如的工具。
二、禁止随意私行出家建寺
唐宋以降，奋进中央政府对汉传佛教中的建寺度僧事实行严格的控制政策，甚至使用法律手段打击社会上的筑寺院或私自剃度行为，而对藏传佛教中的筑寺、剃度现象，则采取宽容的政策。延至清朝前期，对民众出家为喇嘛者作了许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