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雍时期，是青藏地区的多事之秋，清政府又重点禁止喇嘛在蒙藏地区间游方。对那些由北口蒙古各总部到西藏游方的喇嘛，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议准：“嗣后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请喇嘛者，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并咨明西宁办事大臣，庶彼此各有关会，来往时日，皆可按照而稽，永杜私相往来之弊。”道光四年（1824）奏定：“青海地方凡是有北口各部落蒙喇嘛赴藏熬茶，十人以上仍留原处请票，十人以下无票出口者，由西宁何处营卡行走，即责令该营卡官弁，查验人畜包物数目，报明青海衙门，复给执照，将票缴销。回时由驻藏大臣发给路票，在青海衙门查销。”又规定：凡五台山等地喇嘛前往普陀山进香者，由该地“督抚咨明理藩院，转咨兵部给发路引，仍令该管督抚咨浙江省，饬令守口员弁查难放行。回棹后，守口员弁难明人数放进，呈报浙江巡抚，于年终将出入人数造具清册，分送兵部并理藩院，以凭查复。如出口人数与部发路引不符，守口员弁照盘查不实例议处”。

　　2、禁止喇嘛随意来京或滞留不返

　　时代后期，许多藏区的喇嘛出于凯觎朝贡所得赏赐的丰厚或京师的繁华，随意来京并长期滞留不返，他们勾结官府，串联阉宦，生出了许多弊端。针对明代的流弊，清政府对喇嘛来京事进行了整顿，规定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归化城、察哈尔、阿拉善及喀尔喀的达喇嘛，除哲布尊丹巴不列车外，其余均分编为六班，依年轮流，每年一班，于十一月中旬来京朝贡，并于次年正月十五日宴毕后，由理藩院代表，令其各归游牧处所，在京逗留时间不得超过60天。甘肃岷州等地喇嘛分编为四班入京；甘肃庄浪卫红山堡报恩寺喇嘛，可五年来京一次；西藏喇嘛非奉旨不许辄来，达赖、班禅可每年遣使一次 ；驻京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坐床后若需要来京者，得由理藩院代奏后方可成行。这一套规定，把喇嘛来京及居京的班次时日，条理得清清楚楚，避免了许多混乱。

　　3、禁止喇嘛游乡串户或止宿民家

　　清政府针对元明以来，具别喇嘛借端游乡串户、止宿民宅而引起的种种破戒违法事端，多次下令，整饬戒规，禁止喇嘛游乡串户、止宿民宅。早在天聪七年（1633）就定令：盛京居民“有请念梵经治病者，家主治罪”。顺治十四年（1657）题准：“格隆、玉第等如为人治病，必告知达喇嘛，限定日期，方许前往。若有私住违限，并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妇女于寺庙者，皆依律治罪”。可能因为喇嘛游乡串户，擅宿民家现象禁而未绝，雍正三年（1725）又再次谕令：“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即令札萨克严禁，如果治病有益，分别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有隐藏者，发觉，将札萨克等一并议处”。道光十九年（1840）又重申，内外蒙古各部所属喇嘛“如遇治病念经前往他处以及朝贡，除报明该管喇嘛外，并报名该管札萨克，方准行走。”雍正、道光朝的令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督责各蒙古旗札萨克，要其切实负责，加大处罚游乡串户喇嘛的力度，以期达到禁绝这种现象的目的。

　　除以上规定外，清廷还有一些禁约条令，如规定喇嘛宿于无夫之妇人家，无论是否犯奸，均剥黄、鞭一百，勒令还俗。寺院房舍容 留妇女行走者，大喇嘛要罚二九牲畜，德木齐罚一九牲畜。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驻京喇嘛奏使赴西藏，回京之日不得携带彼处喇嘛来京；处寺造 升之达喇嘛，不许将徒众带赴新任，违者从重治罪。

　　四、规范喇嘛的服饰饮食制度

　　元代由于过分佛教，僧侣阶层贵族化倾向十分严重，寺院中往往是“官、民、僧服，相杂其间”。到明初，朱元璋整顿佛教，规定天下僧道服饰，令寺院按禅、讲、教区分僧服色别，规定“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袈裟；教僧皂色常服，黑衣条红袈裟。僧官皆如之”。但对喇嘛的服饰并未作政策性规定。到了清代，始对喇嘛的常服坐褥、车饰帏幔作出了详细规定：顺治十二年（1655）题准，喇嘛、格隆服用黄红色常服，非常御赐，不得用五爪团龙袈裟；班第用黄帽黄衣。康熙六年（1667）题准，喇嘛人等许服金黄、明黄、大红等色，玉第可服用大红色。但班第不得服用金黄色和黄色，伍巴什、伍巴三察不许服用金黄色、黄红色，其余色服亦不得擅自使用。违犯者，喇嘛罚牲畜一九，班第以下鞭一百。又规定受封为国师者可用金项绿轿或金项黄轿，九龙黄坐褥。嘉庆十五年（1810）又奏准，驻京及来京觐见的呼图克图，曾已转世多次、且同系统各活佛共来京三次以上者，其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红褐、绿青褐，可乘坐青色帏慢车；若转世次数较少，同系列各世活佛共来京仅一二次者，其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红褐、绿肥青褐，可乘坐青色帏幔车。道光十九年（1839）订制，驻京札萨克喇嘛及由藏调任就是各寺的堪布，可服貂皮、海龙皮褂，其余喇嘛不得既用。又定例，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四大活佛坐床后，可乘坐黄车黄轿，出游途中可搭用黄布帏幔墙，其余活佛不可僭用。

　　除服饰外，清代还规则了喇嘛的饮食方法。

　　汉传佛教向有“吃斋”的饮食习俗，吃斋就是素食，这是汉地佛教中特有的制度。印度佛教徒是禁荤不禁肉，荤即葱、薤、蒜、韭、兴渠等五种有强烈气味和刺激作用的蔬菜，被称作“五辛”或“五荤”。《十诵律》规定，出家人严禁食荤，但可以食用“不见、不闻、不疑”的“三净肉”。佛教东传时期，中国僧人守持这一饮食习俗，只是到南北朝，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受佛教普渡众生、慈悲为怀观念的影响，开始提倡素食，主张僧尼禁断肉食，对于不守戒律而饮酒吃肉的僧尼严加惩罚，并从上层僧侣开始整顿，使素食成为汉传佛教徒的一种独特的饮食制度。但藏传佛教并不守此戒规，每遇诵经法会或佛教节目，照样宰牲食肉。延至康熙四十八年年（1709），康熙帝对在京的喇嘛颁出上谕，称“喇嘛每说念经可救生灵，凡为尔等念经杀生供食者，岂非生灵？尔等若能不食，并传内外寺庙众喇嘛，俱照此例，一年可活二三十万生灵。如此乃合喇嘛之道，尔等会议具奏”。并将这一规定“传知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察哈尔八旗、西安等处众寺庙住持喇嘛，一体遵行”。自此始， 形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新的饮食制度，即平素不禁荤腥，而每遇佛教节日，大型诵经法会日，每月初一、十五、十八日，主要宗教（如宗喀巴）诞生日或圆寂日，必须持斋素食。至今，格鲁派寺院中还严格遵守这种主要宗教活动日吃斋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