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引起分歧的根本原因

　　格鲁派和禅宗同为弘传大乘佛学的佛教派别，为什么会在对大乘空观的理解上有如此大的分歧呢？这实际上和藏汉的佛教传统及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出发点来看，心性论是禅宗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禅宗的全部理论的主要旨趣。禅宗认为人及其自心为万法的本体，这也就是《坛经》中所说的“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23］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24］而这个本体的本质是清净性与空际性的统一，但在众生方面，这一清净本心（自性）被“妄念浮云盖覆”，［25］人一旦识心见性，豁然完满显现其净心，便解脱成佛。这一过程具体体现在修行上，便是“于一切法，无有执著。”［26］也就是摆脱任何事相的束缚，以求得心或性的澄明、清净。所以禅宗更注重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转换与超越，从而淡化了对宇宙万物空性的体认，自始至终强调一种心无挂碍。而宗喀巴佛学理论的出发点则在于给人提供一种心灵寄托，所以在性空的前提下，更关注事物缘起的部分、假有的部分。这一出发点也是根植于当时西藏的社会现实：在格鲁派兴起之前，“无分别”说在西藏佛教界十分盛行，据稍晚于宗喀巴的萨迦派学者高然巴·索南僧格记载，这种观点是由“以翻译月称著作而知名的尼玛扎创立的，其弟子有香·唐夏巴·意希迥乃和玛恰·降曲尊珠、噶当派的罗丹喜饶、噶举派的玛尔巴和米拉日巴、萨迦派的札巴坚赞、萨迦班智达、仁达瓦（宗喀巴的老师之一）等许多学者都持这种见解。”［27］可以说，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宗喀巴之前西藏佛教界极负盛名的各派高僧，由此，“无分别”说当时在西藏佛教界的流行是不言而喻了。甚至连宗喀巴本人也曾经“心中颇满足于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之间”。［28］

　　但是这种见解却给当时西藏佛教界带来了实际的损害，因为“当时就有一批自号为大乘顿门之人，轻视小乘，轻视经教，不注重三藏的学习，反嘲研习经典之人为分别师空论派。只重上师口诀，以为片言只语即可得解脱，抛弃经教。”［29］更有甚者，很多佛教徒认为，既然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么因果报应也是空的，行善行恶都不会有报应。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戒律的松散、教风败坏、僧人腐化的局面（班班多杰语）。佛教在人民中失去了应有的光环，使得政教合一政权的精神统摄力量开始减弱。所以宗喀巴对这种理论的批驳，是想从根子上遏制藏传佛教衰微的局面，并且使作为缘起法的因果得以安立，在宗教内部重树对僧俗的威慑；使涅槃等方便法门得以强调，给人以宗教上的希望。所以宗喀巴注重开发精神凝聚力及道德宣化作用，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无尘许自性之自体，然能许可能生所生及破立等生死涅槃一切建立”的观点的根由所在。此外，在西藏佛教界，除了觉囊派，都判定如来藏为不了义，也就是将成佛的根据由内推向外，人只有依存上师、遵循经典、严守戒律，经过长期修行方能成佛，这样，佛家所提供的一切方便法门，都成为成佛的资粮，受到格外重视。据《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记载，宗喀巴曾师从乌玛巴（意译为中观论者），并由乌玛巴作译师，向文殊菩萨启问了许多教义，文殊曾再三告诉他“现分（现象，可见部分）与空分（空性，智慧）二者，根本不可偏私（有爱、憎之分），尤其是必须重视现分。”［30］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宗喀巴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另外，从“空”观本身来看，汉藏佛教虽然都承传大乘空观，但这其中的一些细微分别还是值得重视的：禅宗的空观是以般若类经典（如《金刚经》）为依据，而由宗喀巴始创的格鲁派则以弘传中观派的“空”观为主。虽然宗喀巴在学经过程中也研习过般若经，但当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当习何论为善”时，回答是：“佛所说教原无胜劣，然汝因缘契于中观，当习此也。”［31］宗喀巴本人也确实属意于中观学说，在大多数著作中，言必称“圣龙树父子”。而在汉地，尤其在两晋时期，由于般若类经典的主旨和玄学有某些相通之处，因而受到时人极度重视，并由此对汉地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观派的代表性著作：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提婆的《百论》被鸠摩罗什译出后，在汉地佛教中的影响则比较有限，按吕澂先生的观点，“罗什门下能传其学的有多方面，有的传《法华》，有的传《涅槃》，有的传《成实》，等等。但以传‘四论’或‘三论’来论，最纯粹的当然还推僧肇，僧肇之后，传承即无可考。此外，昙影曾注解《中论》，当时很有名，道融讲《中论》也很受时人推崇，但他们的传承，都无可考。”［32］此后的一些零星人物，还被算入《成实》系统，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三论宗”的形成。

　　中观派虽然阐发的也是般若思想，是般若类经典的发展形式，但和《般若经》相比，“中观派的‘空’观与《般若经》中的‘空’观有联系也有差别。《般若经》中的‘空’观已开始有‘中道’思想因素，但如前所述，表现得不十分明确……而中观派论‘空’，则处处都表现出来。”［33］这种“中道”不仅表现在“性空”和“假有”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对待“无分别”观念上，“中观派在倡导‘无分别’时，十分注意不把它绝对化，即对‘无分别’观念本身采取‘中道’态度，虽然否定一般的概念或观念（言语）能把握事物的‘实相’，但又不走极端，又承认大乘佛教在向人们宣传般若学说等佛教‘智慧’时还要借助一般的概念或观念（语言），即承认‘二谛，中的‘俗谛’的功用。因而，中观派的‘无分别’观念也可以称为‘无分别中道’。”［34］不仅如此，从总体上看，“几乎任何一种般若类都论及了‘无分别’的思想。”［35］但中观派的重点则是阐发“中道”，在思维方法上，也是既重视般若学说中否定精神，又于否定中处处彰显肯定。而禅宗和格鲁派人的重大分歧可以说正是在这里。［责任编辑　蓝国华］

注释：

①②③④⑤戴密微：《吐蕃僧净记》，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1、84、113、113、101页。

⑥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2期。

⑦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22页。

⑧阿芒·贡确坚赞：《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第46页，转引自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4月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