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
［关键词］藏传佛教；河西走廊；文化交流
［中国图书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2－036－05
河西走廊东起甘肃永登乌鞘岭，西至甘肃、新疆两省区交界处的星星峡，绵延几千里；是连接中原与西部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河西走廊在藏传佛教向外传播过程中起了桥梁和基地的重要作用。藏传佛教传入后，逐渐在佛教原本发达的河西居于主导地位，对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与影响进行探讨。
一、传播条件和基础
河西是中国佛教久已盛行的地区，佛教文化高度发达。汉代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该地并逐渐发展。十六国时期，河西一带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统治阶级亦扶持佛教，佛教香火不断，该地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许多佛教高僧如竺法护、鸠摩罗什等曾在该地讲经说法，设立译场。唐朝时期的河西佛教尤为发达，唐末五代时期张义潮、甘州回鹘等政权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使河西地区的佛教久盛不衰。这种良好的宗教环境为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吐蕃王朝曾长期统治此地，这里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吐蕃统治敦煌时，把它看作一个佛教中心，给予佛教积极的支持，有学者研究证明，“在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沙洲有僧寺九所，尼寺四所，僧尼三百一十人。到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寺院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猛增到数千人”。①
吐蕃的许多高僧在河西传法，直到吐蕃王朝崩溃后管·法成依然在河西的敦煌、张掖等地传教、译经。直至10世纪，吐蕃佛教在河西仍然延续不断，影响很大。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复兴作出巨大贡献的喇钦·公巴饶赛也曾到河西学过法。史载：他“在受比丘戒以后，由北去甘州（今甘肃张掖），从皋绒僧格扎巴学律藏和四部阿含及其注释”。②
二、西夏至元朝时期的传播
西夏曾长期统治河西走廊。1016年西夏占领凉州，1036年李元昊攻取瓜、沙、甘三州，西夏尽有河西各地，至1227年，统治时间长达200年之久。西夏的统治对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藏传佛教在西夏中期传入河西走廊，西夏王朝推崇佛教，到其中后期，藏传佛教逐渐传入西夏，“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并逐渐向西夏腹地今宁夏一带延伸”。③西夏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非常紧密，“西夏在宗教信仰上保持着与其他藏族地区的一致性。西夏从王室到臣民都笃信藏传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④西夏王室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曾派人到西藏迎请僧人到西夏传法。藏文史书载，西夏国王特胡曾派遣使者到西藏楚布寺迎亲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未赴；派遣其弟子格西藏波瓦代替他前往，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格西藏波瓦代替都松钦巴送来了黄金、铜等物品。⑤他到凉州设道场，讲教义，弘扬佛法，之后到西夏国都，翻译佛经，广建寺院，被仁孝帝尊为上师。⑥藏文《拔绒噶举教法散论集》中还提到，该派高僧桑结热钦曾在西夏居住33年，担任过西夏的帝师。⑦
藏传佛教自西夏时期传入河西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当地佛教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著名考古学家史岩在考察了张掖马蹄寺后指出，“大致西夏时代是一个转折点，那时的造像已可发现很多密宗的成份；元代开始出现了喇嘛教的艺术形式，直到近代继续不衰”。⑧藏传佛教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都有传播，在河西许多石窟中都有西夏所做之佛像、供养人、曼陀罗等，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的内容。凉州是西夏的第二大都会，这里寺庙林立，僧徒遍地，西夏在此设立译场，对寺院进行过大规模修葺。西夏的镇夷郡甘州也是藏传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西夏从1198年开始修建大佛寺，历时五载，至1103年竣工，其寺初名为“迦叶如来寺”。大佛寺建成后，西夏皇太后粱氏曾在此设道场，大做斋会。西夏还在此设有译场，翻译藏传佛教经典等。
对甘肃肃南文殊寺现有壁画的考古研究证明，文殊山万佛洞的壁画为西夏时期所做，其中有藏传佛教的曼陀罗。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安西也有西夏僧人的活动，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都有西夏时期的壁画其中绘有藏传佛教大日如来。经研究证明“西夏有藏传密教特征的壁画主要集中在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西千佛洞”。⑨由此可见，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都有传播。
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在河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元朝时期，西藏的许多高僧到河西传教，尤其是萨迦·班智达（即萨班）的凉州之行，作为当时卫藏最负盛名的高僧，萨班之东行在藏传佛教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萨迦·班智达从1246年到凉州，至1252年去世，一直在河西讲经说法。他在凉州的五、六年间，主持修（扩）建了凉州四部寺；在今永登之连城石屏山修建萨迦静修院；在今安远镇创建了极乐寺；另外一些寺院则由于受萨班的影响而改宗萨迦派，如今肃南马蹄寺、文殊寺（原属汉传佛教）等。萨班之后，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更加推崇萨迦派，八思巴也曾在河西等地传教。由于萨班等高僧的传教活动，加之蒙元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持，元朝时期的藏传佛教在河西得到了迅速传播和发展，萨迦派的一些寺院已颇具规模，史载：“法王萨班有大、中、小三种寺院。大寺有具吉祥萨迦寺和北方凉州寨喀寺；中等寺院有桑耶寺、年堆江图尔寺、香色新寺；小寺遍及康、藏、卫等各地”。⑩可见，萨班时期河西的萨迦派寺院规模之大。至“众生怙主八思巴时期，这座萨迦寺院（凉州东幻化寺——引者）有比丘千余名，大经殿背面的佛塔内装有贵重的十万小泥佛像。萨班圣师徒时期，有令人目眩意夺的数处稀奇的佛堂和拉让，此后由于发生了火灾逐渐破落了”。［11］
除萨迦派外，噶举派也在河西传播。噶玛噶举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协曾到河西一带传教。噶玛拔协在当时宗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忽必烈曾邀请他与八思巴一同为他讲经。噶玛拔协曾“在前往汉地途中，修复废旧寺院，大做利益教法及众生之事”。［12］在内地甘州（今甘肃张掖）之时，拜见十一面千手大文殊菩萨，每一只手中棒持一钵，钵中有一佛”。［13］后又到灵州和甘州一带从事宗教活动。继噶玛拔协之后，噶玛噶举第四世活佛如贝多吉也被邀请到了内地传法，但由于水土不服，“为适应汉地水土，他到凉州，米雅噶和临洮等地居住三年，又被召回朝廷。”其间，他在“凉州修建了薛贡摩伽惹大寺，王妃布纳雅达日为皇子惹达纳祝福，欲塑造一尊佛像，法王以1090两金银相助并授与图像，动用700人，用13个月的时间，断取山面的白石，塑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大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