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时期的传播

　　明初，格鲁派兴起，以青海为基地向外发展。河西与之毗邻，也受其影响。1415年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矢赴京途经河西时，也在天祝、武威等地宣讲格鲁派教法，这是格鲁派传入河西的先声。

　　1578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固始汗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后，索南嘉措便在甘、青、川等传道布教，河西各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在索南嘉措的倡议下，1584年，当地信众在今天祝建立了先明寺，他还亲自为寺院命名。索南嘉措到甘肃张掖时，明廷令甘州提督派大军到马蹄寺迎候，他在马蹄寺给当地官员们“授与了三要义妙法，在街市上，由翻译用汉语、裕固语、蒙古语口译了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释放了都堂属下牢内的囚徒，新剃度出家为僧者约有一百人”。［15］之后他又抵达甘肃酒泉，在文殊山居住了3个月，弘传格鲁派教义，并亲自开挖了一座石窟。

　　明廷认为，“河西习俗，多崇佛教，西番尤为敬……重修马蹄寺，实为羁摩控制之计，岂世之幸福，缴利于神者可列论哉”。［16］因此，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在河西广建寺院，并给寺院赐名，如明成祖朱棣给马蹄寺赐名“普观寺”。［17］此时该地兴建的寺院还有天祝华藏寺、石门寺、大隆寺、黄藏寺、东大寺；肃南西沟寺、沙沟寺、佘年寺等。此时，天祝天堂寺、西大寺亦改宗格鲁派。

　　明代藏传佛教对河西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界限，信众除蒙古族、藏族外，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撒里维兀儿（今甘肃肃南裕固族之先民）亦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撒里维兀儿在明初迁居河西走廊南山，由于地近青藏高原，颇受藏传佛教影响，至明末在今青海祁连县境内建立了其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黄藏寺。

　　清政府执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宗教政策，极力扶持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达到了鼎盛阶段。清朝统治者优待僧人，在河西大修寺院，对寺院敕赐匾额，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和优待。康熙时，天祝达隆寺寺主华丹土凳嘉措迎诏赴京为皇帝做佛事，深受器重，被封为呼图克图，并将该寺封为护国寺，赐名“报恩寺”，御赐马鞍一副，以及黑金官印、白檀香木官印各一枚，另有文书、圣旨等。康熙皇帝还将天祝华藏寺列为给其颂经祝寿和请领香火粮的护国寺之一，赐给肃南马蹄寺“青莲筏”三字匾额，送金攘紫檀塔一座。同时，由章嘉、土观两位呼图克图奏准朝廷，拨发库银一万五千两，在文殊寺建经堂，赐名“大海寺”，并由肃州府给每名僧人拨颂经费纹银三两。雍正皇帝也给天祝石门寺敕赐匾额等。

　　清代河西地区香火旺盛，寺院林立，僧徒遍地，兴建的寺院有古城寺、西大寺、夏玛寺，撒里维兀儿地方有康隆寺、经窑寺、黄藏寺、青隆寺、长沟寺、大隆寺、水关寺、莲花寺、明海寺、红湾寺等十座寺院。

　　促使河西藏传佛教在清朝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除清廷的大力扶持外，许多格鲁派高僧亲临河西传法或担任寺院堪布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在朝清途中到河西，在天祝宣讲教法。六世班禅也曾在河西传法，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二世于1769年和1774年两度到河西妙因寺、达隆寺、石门寺等给当地僧众传授教法，摸顶赐福，并专门为石门寺新修密宗学院制定寺规，委派喇嘛。［18］土观活佛曾担任过华藏寺、文殊寺的堪布。

　　清朝时期河西地区名僧辈出，不仅涌现了许多格西，还为格鲁派其他寺院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僧人。例如，三世章嘉·如贝多吉于1717年出生在今天祝县旦玛乡，1734年被雍正皇帝敕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统领天下释教。他是一位精通大小五明的佛学大师，有多部佛学著作问世。他通晓梵藏、蒙古、满、汉等文，曾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古文，为藏、蒙、满等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土观·罗桑曲吉尼玛是青海省佑宁寺土观第三世活佛，也是清朝四大活佛之一。1737年生于今天祝县朵什乡直岔村。乾隆时奉召进京，担任朝廷掌印喇嘛和御前常侍禅僧等职，并被封为呼图克图，后被封为“静悟禅师”。他还担任过塔尔寺、郭隆寺、华藏寺、文殊寺、嘉雅寺等寺院的法台。格桑顿珠嘉措于1810年诞生在天祝抓喜秀龙乡南泥沟村，是青海乐都瞿昙寺活佛，也是塔尔寺第五十六代大法台。东拿·夏戎阿旺绛贝勒嘉措诞生于今甘肃肃南县祁丰区，是文殊寺的活佛。清朝时期，他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也是当时驻京呼图克图之一。1776年他还得到了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喇嘛的敕封：“佛门弟子东拿夏戎阿旺绛贝勒嘉措人性善良……予特册封为额尔德尼诺门汗职衔，并发给印信”。［19］

　　四、结论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在河西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藏传佛教自传入河西后，逐渐在当地宗教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酒泉之护国寺、雷音寺、郑国寺、钟楼寺等都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文殊寺的属寺；张掖之西来寺亦是藏传佛教寺院；肃南马蹄寺北寺（普观寺）则“受春科呼图克图管辖，寺僧亦三十余人，全系甘肃汉民，念黄教经典，多通汉藏文字”。［20］敦煌寞高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马蹄石窟、武威开梯山石窟的壁画中藏传佛教的内容也比比皆是。

　　（二）藏传佛教以此地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河西走廊是藏传佛教向外传播的必经之地，故藏传佛教各派都很重视在河西的传播。萨班、八思巴师徒亲临河西传法，由此揭开了藏传佛教各派大规模在内地传播的序幕。格鲁派非常重视在河西的传播，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河西天祝、肃南等地讲经说法，建立寺院。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土观活佛等都在河西传过法。

　　（三）对河西的藏族、蒙古族、裕固族、汉族、土族等民族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解放前出现了政教合一的趋势。在裕固族地区，格鲁派影响很大，寺院是裕固族各个部落社会生活的中心，有“什么寺院属什么家（部落）之说”；裕固族的大头目要接受佑宁寺土观活佛的册封，裕固族最后一位大头目安进潮就是土观活佛委派的。在天祝县也以寺院划定各族，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之称。

　　（四）藏传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中改宗频繁，如天祝天堂寺原名阳庄寺，是唐朝时期吐蕃所建的苯教寺院，1360年噶举派僧人噶玛·如贝多吉将其改为噶举派寺院，命名为“乔典堂”，到明代后期，格鲁派兴起，天堂寺又成为格鲁派寺院。 ［责任编辑　仓决卓玛］

注释：

①［日］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载《东方学刊》，转引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