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五代小说中有不少表现道释关系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唐五代的宗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统治者虽然奉老子为远祖，排座次道教第一，但这不过是其自我神化的一种政治宣传策略，并非心醉神迷的顶礼膜拜和五体投地的虔诚皈依。佛教和儒学虽然屈居其后，同样也受到唐王朝的殊恩隆宠，获得极大的发展（注：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先不久，就向弘福寺僧释疑道：“师等宜释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祖，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很能说明唐王朝给三教排座次的用意（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对于儒家，唐太宗也曾吐露过肺腑之言：“朕今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三教鼎立，共同支撑起唐五代的意识形态大厦。
  唐五代的历代帝王一般都扶持佛教。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诏令玄奘等于弘福寺译佛经，贞观二十二年，敕有司写玄奘新译佛经颁赐九道总管，并亲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冠于经首，“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注：《广弘明集》卷二二《三藏圣教序》.）。高宗、睿宗、中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武则天尤甚。她曾利用佛教徒伪造《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为篡唐称帝制造舆论。目的达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不遗余力地推行扬佛抑道的政策，以此贬抑李氏的宗系。在武则天统治期间，唐代佛教的发展达于鼎盛。唐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但并不一味纵容，而常常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其多方限制。同时对佛教并不排斥和压制。至开元时，由于出现了“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气象，统治者充满了自信，对各类意识形态不复狐疑，任佛教自由发展。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颁行天下。此后的皇帝更加迷信佛教，如代宗每逢夷狄入寇时，“必合众僧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侥幸遇到敌人退兵，以为全凭佛陀之助，于是“横加赐与，不知纪极”（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记》.）。
  在历代帝王的扶持奖掖下，佛教在唐五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僧尼众多，寺院遍布全国各地。佛教翻译规模空前，产生了伟大的翻译家玄奘大师。另外，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等各种佛教流派相继产生，极一时之盛，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道教自产生之日起，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唐五代这个百花竞放的朝代，更难自扫门前雪，独守自家畛域，至老死不相往来，它们经常夹缠在一起，或恬然相处，亲如一家；或唇枪舌剑，你死我活。这种情况在几乎无所不包的唐五代小说中自然会有所反映。
  唐五代小说表现道释关系的作品可分为道僧相争和道僧混融两种类型，下面分别论述之。　　　　  （二）
  表现道僧相争的作品最多，这自然与道僧长期相争的历史有关，同时又受唐五代时代风潮的影响。佛教初入中土时，向道教（包括道家）借力处不少，但一旦羽翼丰满起来后，便无所忌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四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让道家气噎，觉得利益受到了威胁，有分羹之痛，于是起而攻之，这样，双方便开始了绵延不绝的争斗，这种争斗有时就教理而发，或向对方诘难，或为自己辩解，实际上起到了互相切磋和互相促进的效果。有时则不免堕入恶俗，意气相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肆意贬抑佛教，而佛教徒则巧解“化胡”为“化于胡”，反唇相讥。尤其恶劣的是双方在争执时常常借助于朝廷的政治手段来压制对方，如道教徒经常与同样起劲攻击自己的儒者联袂，一块向佛教发难。在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中，道士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佛教徒也常常还以颜色，如北齐天保六年（555）文宣帝在僧人的煽动下，强迫道士剃发为僧。  唐五代三教共存已成为基本国策，但相互间的积怨仍在，不时发生着冲突。高祖武德四年（621）儒者傅奕上书废佛，僧法琳撰《破邪论》应对。其后道士也参加了进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攻击，法琳又撰《辨正论》予以回击。双方围绕着长生与无生、夷夏、释道先后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最后唐高祖亲自出面干涉，下了“老先，次孔，释末”的诏令（注：《全唐文》卷二九五.）。武德八年（625）朝廷举行释奠之礼时，为了三教的席次问题，释慧乘和道士李仲卿当场发生了争执（注：《唐传》卷二十四《慧乘传》.）。太宗贞观十一年（637），释智实因反对“道先佛后”的政策而被流放（注：《唐传》卷二十四《慧乘传》.）。贞观十二年（638）纪国寺慧净和道士法晃对《法华经·序品第一》展开论辩（注：《唐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次年道士揭发法琳诽谤皇帝，法琳差点因此丧命，后被流放益州。至高宗时，道释争论更趋激烈。显庆三年（658）诏僧会隐、神泰，道士黄赜、黄寿、李荣等至内殿展开辩论（注：《唐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同样的争论同年进行了好几次。显庆五年（660）神泰和李荣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驳，李荣大为困窘。  龙朔三年（663  ）道士姚义玄等五人和西明寺僧在蓬莱宫对辩（注：《唐古今佛道论衡》卷丁.）。武则天执政后，改变了道先释末的政策，中宗时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道士吴筠著《思还淳赋》，攻讦佛教“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夺真宰之元，操元化之纲。自古初以逮今，未有若斯之弊，逆天暴物，干纪乱常”（注：《全唐文》二九五.），发誓要凭道教的威力，消灭佛教。中唐以后，道释之间的斗争有了缓和，至武宗时又趋激烈，发生历史上有名的灭佛事件。此事件主要缘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但与武宗本人听信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排佛主张有直接的干系。
  唐五代小说中的道僧相争常以斗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斗法是道释相争时的一个重要项目，当双方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时，常有一方扔出以法术决胜负的挑衅，在满朝文武及皇帝面前，另一方也不甘示弱，便鼓起勇气应战。这方面的例子记载颇多，《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齐逸沙门释昙显传》载梁武帝抑道崇佛，道士陆修静逃入北齐，因不胜其愤，遂提出与僧人比赛法术，僧昙显法术高妙，使陆修静与众道士“相顾无颜”。又《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师章信寺崇惠传》载，大历三年，太清宫道士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遂于东明观坛前比爬刀梯，“史华登蹑如常蹬道”，令众僧胆寒。崇惠则欣然应战，“横架锋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而崇惠登之，“有如坦途”。后又蹈烈火，手探油汤，餐铁叶，嚼钉线，“声犹脆饴”使史华“怯惧渐惶，掩袂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