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的作品中，作者设计出一个超然的第三者，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如《全唐五代小说》卷五六《王屋薪者》（出《潇湘录》），其中的王屋山老僧与云游道士互相争执二教优劣短长，如同江湖艺人，夸夸其谈。老僧为道士贬损佛教的言辞所激怒，作色道：“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这是僧人最厉害的咒语，常在气急败坏时用来咒骂那些猛烈攻击佛教的儒者和道士（注：如法琳在《破邪论》中诅咒傅奕“可谓阐提逆种，地狱罪人”。维护佛教的中书令萧在同傅奕辩论时，也学得此招，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此人！”（见《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这时有一负薪者经过，知道事情原因后，“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哉！无居我山，扰乱我山居之人！’”遂焚烧其茅庵，并举斧拟杀二人，“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寻化为一龟背骨”。这对佛道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负薪者虽是山人野夫的装束，谈吐却酷肖儒者的口吻，从而使本篇就颇似三教论衡的滑稽戏，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三教斗争的现实。
　　　　  （三）
  道教和佛教在互相斗争的同时，还在不断地融合。佛教在开始传入中国时，就用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思想将自己包装起来，《后汉书·襄楷传》谓：“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袁宏《后汉纪》：“其教（按：即佛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死，专务清静，其精者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可见当时人们确实是把佛教和黄老道等同一致，认为二者主张的都是清静无为。早期佛教的译经者，受道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如安世高译《安般受意经》，释“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注：《大正藏》卷十五《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上.）还将小乘禅法看成是道教“守一”法，声称修炼此法可以获得“制天地”、“能飞行”的神道，达到“断生死”、“住寿命”，成仙佛。本无宗的开创者东晋僧人道安，则以《老子》语来解《般若经》。南北朝时，道佛斗争日趋尖锐，但另一方面，许多人仍然认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注：《弘明集》卷六.）。顾欢虽执夷夏之别，却并不一概抹杀，认为二者“在名则反，在实则合”，“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各有其特殊的用途，“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注：《南史·顾欢传》.）。与顾欢同时的道士孟景翼著《正一论》，强调佛道一致，“老释未始于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最典型的例子则是著名道士陶弘景，他在梦中被佛陀授予《菩提经》，并被赠予胜力菩萨之名，因而前往参拜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临死时，既佩护符，又著袈裟，俨然道佛混一的模样。佛教天台宗二祖慧思，也大量吸收神仙方术思想，以建立他的宗教思想体系，他曾表白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愿诸贤圣佑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籍外丹力，修内丹。”（注：《南岳思禅师立愿誓文》，转自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五代道佛的融合在不断地加强，一大批道教学者如王玄览、司马承祯、成玄英等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以充实和发展道教理论，杜光庭主张混同三教。佛教的天台宗的湛然，在所著的《止观辅行传弘诀》中，引入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云：“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阳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注：《大正藏》卷四十六.）唐玄宗时传入我国的佛教密宗，有不少理论和修炼方术与道教非常相似，如道教有房中术，密宗有“欢喜佛”。密宗经典《天地八阳神咒经》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都来自道教（注：见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七章第三节.）。英国的李约瑟也看出这一点，他说：“乍视之下，密宗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注：转引自卿、唐《道教史》422.）创始并盛行于唐的禅宗受道教的影响尤深。它反对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主张任用自然，就是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体现，朱熹云：  道家有老庄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譬如巨室子所有珍宝全为人窃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瓮破釜。（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二一六《道教部》.）
  以上这些融合的事实体现在道教和佛教的上层集团内部，在民间，这种交融汇合更是明显，随处可见，道观与佛寺并肩而立，道士与僧人连袂而游。人们在菩萨面前烧完了香，又去老君庙中抽签。正如美国人克里斯蒂安·乔基姆所说，对中国人来说，“对经典的信仰并不怎么重要……中国所重视的是宗教实践，而不是宗教信仰，是宗教礼仪而不是宗教教义。”“就小传统（民间宗教）而言，由于它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和具体目标，因而没有必要去恪守一种清晰明确、并被小心谨慎加以界定的信条。在中国人看来，人应该做的只是广为善事，力避恶行，在适当的时间向神鬼和祖先奉献适当的供品，并且遵守其他各种风俗习惯。一个人照此去做，就可以前程似锦，并给全家带来现世生活中的大好处：鸿运（福）、高位（禄）、长寿（寿）”（注：《中国的宗教精神》P32－－－33，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唐五代小说中道僧相混的作品非常多，具体表现为僧道身份难辨，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道士所作的神仙传记中，收录了不少僧人和尚，如《神仙感遇传》即有《梓州牛头寺僧》，中有庖牛执役者僧，当建造经楼经费紧张时，即用黄白之术，一夜之间点化出真金巨饼。又如陈惠虚误入“金庭不死之乡，养真之灵境”，求得学仙之门径，再返故寺以后，“慕道好丹石，虽衣弊履穿，不以为陋。闻有炉火方术之士，不远而诣之。丹石所费，固亦多矣。晚居终南山捧日寺，其心愈切”，终于感动神仙，送来仙丹，服之，久疾都愈，“跳身起床，势若飞跃”，终“冉冉升天而去”（《陈惠虚》）。李生的行径刚好相反，他本人虽不知是道是佛，却与北邙山玄元观道士李义范“异常款狎”，临死前托孤于李义范，云其子后当为僧，李义范劝让入道，李生云：“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骘品定。”后果为僧，“诵得《法华经》甚精熟焉”。神仙传记的作品竟以遁入空门为结局，作者恬然不以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