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年），名浮，号湛翁，又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上虞人。马一浮终生不仕，潜心治学，早在而立之年便有明心志之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马一浮先生纪念册》第12页）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糅合百家，贯通融会，熊十力先生赞其“道高识远”（《与贺昌群》，《十力语要》卷二），梁漱溟先生则称许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足见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所论，是马一浮学术思想中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问题。三教圆融，是理学的特色，因为理学原是一种吸收、融合佛、道思想的新儒学。作为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也承继了这一特点，并有所发明。研究和分析马一浮的儒佛会通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的全貌，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
　　 宋明理学家吸收、融合佛、老之说以改造儒学，又以其新儒学来“辟佛老以正人心”。马一浮与理学家不同，他不以“辟佛老”自诩，而公开主张儒、佛、道三教会通、圆融。
　　 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讲学时，提出要会通各派学术的主张，论及历史上的汉宋之争时，说：“为汉学者诋宋儒为空疏，为宋学者亦鄙汉儒为锢蔽，此皆门户之见，与经术无关。……其实，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读书法》，《复性书院讲录》卷一）汉宋之争尚属儒学内部的门户之争。从汉宋之争，他又论及儒、佛、道三教之争，说：“推之儒佛之争、佛老之争，儒者排二氏为异端，佛氏亦判儒家为人天乘、老庄为自然外道，老佛互诋，则如顾欢《夷夏论》、甄鸾《笑道论》之类，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异执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异派，其实，与佛、老子之道皆无涉也。”（同上）在马一浮看来，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还是儒、佛、道各教内部各派之间的纷争，其实与三教的创始人孔子、释迦、老子之道无关，先圣之道是相通的，一些后学者“执一而废他”，“局而不通”，才导致门户之争。他告诫人们，要想破除门户之见，消除门户之争，“唯在于通”（同上），即会通。马一浮指出，关于“会通”的思想，并非他本人的发明，其实在儒、佛、道三教的著作中都曾有之，庄子所谓“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荀子所谓“奇物变怪，仓卒起一方，举统类以应之”，禅家所谓“若有一法出过涅槃，我亦说为如梦如幻”，《中庸》说“不诚无物”，《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皆是“会通”之意，三教后学没有贯彻这一“会通”的原则，才造成门户之争。
　　 马一浮会通、圆融三教，曰：“儒佛禅道总是闲名。”（《答任君》《尔雅台答问》卷一）所谓“闲名”，并非说三教之名无关紧要。名实统一，有实才有名，实异名亦异。异，正说明学术多途，各有创发；异中有同，诸理相通。如果有人囿于三教之名的差异而以为三教互碍，那就犯了“执一而废他”，“局而不通”的毛病。马一浮以“闲名”言三教关系，旨在告诫人们不要被三教异名所囿，而要破除名号上的差异所造成的障碍，探幽发微，洞彻三教之间的相互发明处。
　　 早在1918年，马一浮在与蒋再唐的信中就曾论及儒佛之间的关系，说：“前贤以异端屏释，古德以外学判儒。遂若体物有遗，广大不备。其犹考之未尽密耳。尝以西来众典，义启多门；邹鲁所承，道唯一贯。彼则一乘是实，此乃易道至神。今欲观其会通，要在求其统类。若定以儒摄佛，亦听以佛摄儒。”（《与蒋再唐论儒佛义》）这就是说，中土儒学与外来佛教之间，交参互入，并成无碍，以往儒者贬佛为异端，佛家斥儒为外道，均是对两家关系“考之未尽密”之故。为了引导人们洞悉儒佛之间的融通关系，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今欲观其会通，要在求其统类”。
　　 何谓“统类”？马一浮在《泰和会语•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中解释道：“统是指一理之所该摄而言，类是就事物之种类而言。”又说：“天下事物种类虽多，皆此一理之所该摄，然后可以相通而不致相碍。”
　　 马一浮又以“总相别相”言“统类”，说：“统是总相，类是别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举总以该别，由别以见总，知总别之不异者，乃可与言条理矣。”（《群经大义总说一》《复性书院讲录》卷二）
　　 当然，欲观其会通，要在求其统类，但要求其统类，还须把握学术之根原，得其条理。所以，马一浮又说：“大凡学术有个根原，得其根原，才可以得其条理；得其条理，才可以得其统类。然后，原始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昭然不惑，秩然不乱，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备，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大学》所谓‘知本知至’，便是这个道理。”（《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
　　 马一浮指出，研究学问切忌四种毛病：局、杂、烦、固。执一而废他谓之局，多歧而无统谓之杂，语小而近烦谓之烦，滞迹而遗本谓之固。犯此四病，便无法对各种学术求其统类而观其会通。他提出以通、精、密、专来克服局、杂、烦、固，做到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固。又说：“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法》《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就是说，研究学问做到不局、不杂、不烦、不固，才能知类、知要。由类至要（统），类要（统）统一；由别至总，别总统一；由博至约，博约统一，方能观其会通。
　　 马一浮的论述告诉人们，三教之间的差别是存在的，但又是相通的。所谓三教互碍，是人们思想方法上的局、杂、烦、固等片面性在作崇。克服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做到不局、不杂、不烦、不固，才能辨其流别，综其指归，即知类知要（统）。只有做到知类知要（统），才能会通三教，圆融三教。而他的“儒佛禅道总是闲名”一句，虽以闲名论三教，实可见其知类知要，会通、圆融三教的深切体悟。可以说，从思想方法上解决三教会通、圆融的问题，提出“欲观其会通，要在求其统类”的方法论原则，是马一浮三教观的一大特色，也是他“道高识远”之处。
　　 　　二
　　 关于儒佛二家之关系，马一浮提出“须以本迹二门辨其同异”，并以“同本异迹”概言之：“盖迹异，故缘起有殊；本同，故归致是一。就迹，则不夺二宗；依本，则不害一昧。若迹同者，二俱不成；若本异者，一亦不立。今双立儒佛，正以同本异迹。”（《与蒋再唐论儒佛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