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认为，古人垂语皆本具所自得，见得端的，行得纯熟，自然从胸襟流出，不假安排，以其实理也，所以言语与实理是统一的，只要实理俱在，言语必定能与之相应，即使不言语，其理也昭然。他说：“如理而说，如量而说，云兴瓶泻而不为多，片语只字而不为少，乃至默然不说，其声如雷，到此田地，有言亦可，无言亦可，古德云‘但患自心不作佛，不愁佛不会说法’，此即《论语》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群经大义总说二》《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所说的这种“得意忘言”之境界，恰恰是一种“性相圆融”之境界。《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第四云：“真该妄本，妄彻真源，性相通融，无障无碍。”马一浮之性相说，确是得自华严。
　　 其三，本体功夫：性修不二。
　　 马一浮坚持理学的本体与功夫合一、知与行合一，并用佛教的“性修不二”概言之。他说：“学者当知有性德，有修德。性德虽是本具，不因修证则不能显，故因修显性，即是笃行为进德之要。全性起修，即本体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体。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乃是笃行进德也。”（《学规》《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又说：“圣人之教在因修显性，决不执性废修。”（《示张德钧》《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二）“理虽本具，亦要学而后明，精义入神，方能致用，所以说性修不二。专言守良心，便是执性废修。”（《示杨霞峰》同上书卷三）马一浮认为，孟子说的“良知良能”，实本之于孔子《易传》所说的“易简”，孟子“就理之本然则谓之良”，《易传》“就理气合一则谓之易简”。孟子的说法是“单提直指”，《易传》的说法是“全提”。他还指出，对孟子的说法，有些不善于理会者便成执性废修，以为整天守着自己固有的良知良能而不修证，这就会留于空虚。因此，“全提”要比“直接”为好。“何谓全提？全提即体用、本末、隐显、内外，举一全该，圆满周遍，更无渗漏。全提出者，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方是简易之教。性以理言，修以气言，知本乎性，能主乎修，性唯是理，修即行事，故知行合一即性修不二，亦即理事双融，亦即全理是气，全气是理也。”（《泰和会语•义理名相二》）马一浮自己承认，“性修不二是佛氏言，也其与理气合一之旨可以相发，故引之。”（同上）
　　 其四，主敬致知：止观双运。
　　 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马一浮以为，“伊川此言略如天台所立止观法门，主敬是止，致知是观，彼之止观双运，即是定慧兼修。非止不能得定，非观不能发慧。然观必先止，慧必由定。亦如此言涵养始能致知，直内乃可方外。言虽先后，道则俱行。虽彼法所明事相与儒不同，而功夫途辙，理无有二。比而论之，实有可以互相助发之处。”（《宜山会语•涵养致知与止观》）就是说，在心性修养功夫方面，理学的主敬致知与天台宗的止观双运、定慧兼修可以互相发明。
　　 其五，生知学知：顿渐一也。
　　 程颐有《颜子所好何学论》一篇，马一浮释之，以会通儒佛的心性修养论。他以为，佛之“顿悟”即儒之“生而知之”，佛之“渐修”即儒之“学而知之”。生知与学知统一，顿悟与渐修统一。他说：“生知之圣，亦假于学。无顿非渐，无渐非顿，生知是顿，学知是渐，生知而学，于顿示渐；学知至圣，即渐成顿；及其知之，顿渐一也。”（《宜山会语•〈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又说：“儒佛等是闲名，自家心性却是实在。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皆要实下功夫。”（《示鲜季明》《尔雅台答问续编》卷四）
　　 上述五端，足见马一浮会通、圆融儒佛的程度之深。我们可以说，马一浮的心性论，既是理学的，又是佛学的；他将理学中的佛学成分揭示出来，又使理学更富有佛学色彩；如果说，宋明儒者通过融合佛学将儒学变成理学，马一浮则是通过融合佛学使理学进一步佛学化。
　　 　　三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三教之间既斗争又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自宋之后，三教之间互相排斥之势渐趋平缓，互相融合之势则明显上升，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便是三教融合的结果。马一浮作为当代的理学家，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继续提倡三教会通、圆融，当然不只是继承理学传统的问题。
　　 马一浮生活于现时代。他年轻时游历过西方，接触过西学，可算得上是一位沐浴过欧风西雨的人。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为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企图在新形势下复兴传统文化，改造传统文化。马一浮比较中西之学，以为西学乃技术之学，技术之学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关涉人的心灵，不能解决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认为，一种文化，要有真正的生命力，就必须能够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既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为根本学问，就势必在寻觅西学之后转而发掘以“明性道为归”的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教。当然，马一浮比较三教，以为儒学（包括理学）的心性论最为高明，佛教次之，道家又次之，但三教在心性本源、心性旨趣上可以会通归一，在穷理尽性的功夫上可以互相助发。因此，他在现时代公开主张儒佛道三教会通、圆融，揭示三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并提出会通、圆融的方法论原则，这些，都是马一浮在儒佛道三教关系史上所作的贡献，也是历史上一些三教合一论者所不及的。
　　 历来的儒者，无论立朝为官还是为士，即使崇佛老或主张儒佛道合一，但总是将儒家的理想和道德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他们融合佛老之说，也仅仅作为修养心性的一个方面，而非弃儒而崇佛老。马一浮也正如此。他看到佛教的“法性平等”、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尽心知性”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提倡三教互相助发、互相会通、互相圆融，但是，他始终以儒学为本而摄融佛老之学，他以佛证儒也好，以佛解老也好，都是为了阐扬儒家的理想和修养。因此，我们可以说，马一浮会通、圆融三教，却始终以儒为宗。其被一些研究者视作马一浮学术总纲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便是最好的例证。“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当然也包括该摄佛道二家。如果说，马一浮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他会通一切学术的结果，那么，当然也是他会通三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