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佛、道，在长期斗争中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北宋初释智圆提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可以“共为表里”的见解，即是其中一例。本文具体地叙述了儒家中庸之道和佛家中道义的内容，指出：儒家中庸之道在反对“过犹不及”中这两者的片面性，以及佛家中道义在反对世俗谛中的绝对主义，都具有辩证法因素。但这两家一个沿着均衡论、一个滑向诡辩论而转化为形而上学，由此详论了释智圆的见解。


　　 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杰出代表人物释智圆（976—1022）， 积极鼓倡儒佛两家合作，认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儒家中庸之道即佛家“龙树所谓中道义”（注：释智圆：《孤山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续藏经本。）。我两三年前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时，曾写有《释智圆与宋学》一文，对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中道义，以及释智圆的学术思想作了简略的叙述。但，对此问题总觉得意犹未尽，所以继续写此文，分别论述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中道义，最后兼论释智圆的有关论点。

　　 　　一、儒家中庸之道

　　 （一）中庸之道，随着社会的需要和它自身的发展，在儒家哲学思想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如果要想全面了解中庸之道在儒家哲学思想地位的这个变化，就必须从中庸之道发展的阶段性进行探索。大致说来，中庸之道发展的阶段性可以分为：（1 ）由孔夫子率先提出的中庸之道的初期阶段；（2）子思的《中庸》把中庸之道推进到系统化的阶段；（3）经过将近千年的沉寂，到唐中叶古代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动，由韩愈李翱特别是李翱吸收了佛家思想，把中庸之道提到“复性”的境界，于是中庸之道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进入到世界观的领域。宋学就是以此为契机，开创了新时代和新风气的。
　　 为与佛家中道义比较，本文所论仅限于《中庸》及其以前的儒家中庸之道，至于唐中叶以后的情况，打算在《中庸之道与司马光哲学》一文中再加叙述。
　　 （二）中庸之道是由孔夫子最早提出来的。《论语》所载虽然不多，却是中庸之道最基本的内容。如《论语•雍也》章所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句话把中庸之道的重要意义说得非常明白，达到至高无上、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论语•先进》章中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三）《中庸》一书据说是由孔夫子的孙子子思撰成的。书中所载孔夫子对中庸的论述有许多处，如果分类加以举述，有以下几点：
　　 （1）属于至高无上一类论述的如：“中庸其至也乎？ 民鲜能久矣！”（注：《中庸》，台湾文渊阁四库影印本197—201。）
　　 （2）属于有关基本原则、方法的有：孔子曾说， “舜其大知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所以为舜乎？”（注：《中庸》，台湾文渊阁四库影印本197—202。）
　　 （3）舜所执的两端是什么，前面已经提到， 孔夫子曾加以解释道：“道（指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按照孔夫子的说法，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行”、“不明”，一方面由于“智者”、“贤者”搞“过”了头，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愚者”、“不肖者”的“不及”亦即没有做到。因此，“过”与“不及”是实行中庸之道必须抓住的“两端”。这就是说，要实行中庸之道，既要反对“愚者”、“不肖者”的“不及”，又要反对“智者”、“贤者”的“过”头作法。所说“允执其中”、“从容中道”云云，就是这个意思。
　　 对孔夫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人们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折中主义，一般地说，是东取一片、西取一片，并把它们凑合在一起而成的杂碎汤；它的要害是，缺乏原则性。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则与此不同，用这种方法处理各种问题，必须遵守“过犹不及”这个原则，这一点是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点。
　　 孔夫子的思想是极其驳杂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即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造成的。在孔夫子思想中，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既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既有辩证法的，也有形而上学的。这些思想虽然统一在孔夫子思想中，但它们并不是均衡存在的，而是以某种思想作为主导的。孔夫子的许多言行，都是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含着事物是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中的，就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孔夫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也同样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做成任何事物，亦即达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亦即质）；“不及”则达不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能做成这一事物；“过”则超过了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同样不是这一事物。孔夫子反对“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辩证法因素即寓存于此！当然，对中庸之道寓有辩证法因素的肯定也应适可而止，“过”与“不及”都是不恰当的。
　　 （4）“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注：《中庸》，台湾文渊阁四库影印本197—201。）孔夫子的这句话至关重要。从前面引用的孔夫子的话来看，他认为只有像舜这一类的圣人才能做到中庸之道，一般的“智者”、“贤者”也是无能为力的；因而中庸之道仅仅是少数人、个别人的事业，与绝大多数的人是无缘的。在这一段话中，孔夫子毫不掩饰地吐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君子、小人，在孔夫子的那个时代里，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的道德上的意义，但从根本上看，则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意义。君子属于奴隶主贵族、自由民诸等级，而小人则指的是小生产者、奴隶等社会下层，因而具有社会阶级而且是对立阶级的意义。从这一基本点考察，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统治者诸等级与被统治者诸等级之间，对待中庸之道是截然不同、截然相反、甚至是对立的，中庸之道是统治者诸等级的一个统治武器。孔夫子是十分坦率的，而且坦率到令人可爱的程度。他从不讳言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自己心甘情愿地为统治阶级效劳；他从不隐瞒他所提出的中庸之道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效劳，较诸那些自相标置而又把孔夫子的儒家思想改造制作为超时空、超阶级所谓的新儒家要高明得多、实在得多！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