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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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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儒、佛、道,在长期斗争中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北宋初释智圆提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可以“共为表里”的见解,即是其中一例。本文具体地叙述了儒家中庸之道和佛家中道义的内容,指出:儒家中庸之道在反对“过犹不及”中这两者的片面性,以及佛家中道义在反对世俗谛中的绝对主义,都具有辩证法因素。但这两家一个沿着均衡论、一个滑向诡辩论而转化为形而上学,由此详论了释智圆的见解。


   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杰出代表人物释智圆(976—1022), 积极鼓倡儒佛两家合作,认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儒家中庸之道即佛家“龙树所谓中道义”(注:释智圆:《孤山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续藏经本。)。我两三年前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时,曾写有《释智圆与宋学》一文,对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中道义,以及释智圆的学术思想作了简略的叙述。但,对此问题总觉得意犹未尽,所以继续写此文,分别论述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中道义,最后兼论释智圆的有关论点。

     一、儒家中庸之道

   (一)中庸之道,随着社会的需要和它自身的发展,在儒家哲学思想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如果要想全面了解中庸之道在儒家哲学思想地位的这个变化,就必须从中庸之道发展的阶段性进行探索。大致说来,中庸之道发展的阶段性可以分为:(1 )由孔夫子率先提出的中庸之道的初期阶段;(2)子思的《中庸》把中庸之道推进到系统化的阶段;(3)经过将近千年的沉寂,到唐中叶古代经济文化发生巨大变动,由韩愈李翱特别是李翱吸收了佛家思想,把中庸之道提到“复性”的境界,于是中庸之道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进入到世界观的领域。宋学就是以此为契机,开创了新时代和新风气的。
   为与佛家中道义比较,本文所论仅限于《中庸》及其以前的儒家中庸之道,至于唐中叶以后的情况,打算在《中庸之道与司马光哲学》一文中再加叙述。
   (二)中庸之道是由孔夫子最早提出来的。《论语》所载虽然不多,却是中庸之道最基本的内容。如《论语•雍也》章所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句话把中庸之道的重要意义说得非常明白,达到至高无上、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论语•先进》章中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三)《中庸》一书据说是由孔夫子的孙子子思撰成的。书中所载孔夫子对中庸的论述有许多处,如果分类加以举述,有以下几点:
   (1)属于至高无上一类论述的如:“中庸其至也乎? 民鲜能久矣!”(注:《中庸》,台湾文渊阁四库影印本197—201。)
   (2)属于有关基本原则、方法的有:孔子曾说, “舜其大知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所以为舜乎?”(注:《中庸》,台湾文渊阁四库影印本197—202。)
   (3)舜所执的两端是什么,前面已经提到, 孔夫子曾加以解释道:“道(指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按照孔夫子的说法,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行”、“不明”,一方面由于“智者”、“贤者”搞“过”了头,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愚者”、“不肖者”的“不及”亦即没有做到。因此,“过”与“不及”是实行中庸之道必须抓住的“两端”。这就是说,要实行中庸之道,既要反对“愚者”、“不肖者”的“不及”,又要反对“智者”、“贤者”的“过”头作法。所说“允执其中”、“从容中道”云云,就是这个意思。
   对孔夫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人们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折中主义,一般地说,是东取一片、西取一片,并把它们凑合在一起而成的杂碎汤;它的要害是,缺乏原则性。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则与此不同,用这种方法处理各种问题,必须遵守“过犹不及”这个原则,这一点是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点。
   孔夫子的思想是极其驳杂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即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造成的。在孔夫子思想中,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既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既有辩证法的,也有形而上学的。这些思想虽然统一在孔夫子思想中,但它们并不是均衡存在的,而是以某种思想作为主导的。孔夫子的许多言行,都是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含着事物是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中的,就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孔夫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也同样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做成任何事物,亦即达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亦即质);“不及”则达不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能做成这一事物;“过”则超过了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同样不是这一事物。孔夫子反对“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辩证法因素即寓存于此!当然,对中庸之道寓有辩证法因素的肯定也应适可而止,“过”与“不及”都是不恰当的。
   (4)“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注:《中庸》,台湾文渊阁四库影印本197—201。)孔夫子的这句话至关重要。从前面引用的孔夫子的话来看,他认为只有像舜这一类的圣人才能做到中庸之道,一般的“智者”、“贤者”也是无能为力的;因而中庸之道仅仅是少数人、个别人的事业,与绝大多数的人是无缘的。在这一段话中,孔夫子毫不掩饰地吐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君子、小人,在孔夫子的那个时代里,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的道德上的意义,但从根本上看,则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意义。君子属于奴隶主贵族、自由民诸等级,而小人则指的是小生产者、奴隶等社会下层,因而具有社会阶级而且是对立阶级的意义。从这一基本点考察,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统治者诸等级与被统治者诸等级之间,对待中庸之道是截然不同、截然相反、甚至是对立的,中庸之道是统治者诸等级的一个统治武器。孔夫子是十分坦率的,而且坦率到令人可爱的程度。他从不讳言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自己心甘情愿地为统治阶级效劳;他从不隐瞒他所提出的中庸之道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效劳,较诸那些自相标置而又把孔夫子的儒家思想改造制作为超时空、超阶级所谓的新儒家要高明得多、实在得多!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