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记钞之失，其有二焉：或失于烦，或失于略。烦则渎于义，略则雍于文。既渎且雍，则后学之曾无若措手足矣。去斯二者，得乎中庸为难能也。（注：《闲居编》卷五。）
　　 释智圆将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作了比较，并通过这两者沟通儒佛两家思想，认为是“言异而理贯”。释智圆之所以沟通儒佛两家思想，是因为他站在佛教立场，“求其友声”，认为儒家为“饬身之教”，佛家为“修心之教”，二者可以合作，“共为表里”，对现实社会产生所谓的“教化”作用。这一点释智圆在他的自传说得非常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三、论释智圆有关《中庸》《中论》的论议

　　 生活在北宋初年的释智圆，力图将儒佛二家思想沟通，由此进一步合作，向社会灌输二者的教义。这在宋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相应的作用，不多论述。至于释智圆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沟通两家思想，则是值得一谈的。
　　 《中庸》和《中论》尽管由于儒佛两家在语言逻辑的表述上有不小的差别，但分别作为两家的方法论则是相同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反对极端化、绝对化，具有辩证法思想；而佛家的中道义，以之反对有无两边的“边见”，以中为胜，同样是反对极端化、绝对化，二者则是相同的。从这一基本点来说，既然儒佛两家所坚持的中道是方法论中的重大原则问题，那么释智圆通过《中庸》和《中论》将儒佛两家思想沟通起来，绾联起来，也就是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而不是牵强附会的。释智圆在学术思想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佛家的中道义在根本上又是不同的。儒家讲入世，肯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存在，也因此承认事物的质的稳定性。而佛家讲出世，讲空、寂，虽然不是“顽空绝虚”，但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虚幻地存在的，而且在变动不居中是“无自性”的。因此，既然一切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其质的稳定性，即使短暂的、相对的稳定性也是不存在的。儒佛两家既然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差异，中庸之道与中道义也就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由于这一根本性的不同，由于儒家强调中庸之道是统治者的哲学，强调统治的永恒性，所以中庸之道就从孔夫子时代的具有辩证法因素向均衡论转化，把事物的存在和质的稳定性极端化、绝对化，陷入形而上学。而佛家则从否定事物的“无自性”开始，便离开了辩证法，滑向诡辩论，从这一方面向形而上学转化。两家沿着不同方向，自辩证法转化为形而上学这一点，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顺便在这里一提，从40年代起，就有人论述儒家中庸之道具有辩证法思想。打倒四人帮之后，这种论调更加炽张起来。如果说，把这种辩证法思想限定在孔夫子提出中庸之道的时代，那么“过犹不及”确实具有这种思想。但若不分时代，认为儒家中庸之道亘古至今都具有辩证法思想，那就必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正确向谬误转化了。
　　 上述意见是否恰当，留待方家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