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熹的心性论与佛学思维方式有很大的联系，但是它又超越了佛学，并展开对佛禅的彻底排斥，而且对于在修行风格和特征上与佛教禅学相类似的陆九渊学说也持激烈的排斥态度。
　　 朱熹以前的儒学者虽然排佛不断，但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王道政治及夷夏之辨等立场去排斥佛教。尽管这种排斥也是十分激烈，有时甚至采取行政消灭的手段，但事实证明，佛教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魏晋以后不断发展。事实上，只有融摄了佛学的理论精华，建立起的新的儒学思想才能真正的超越佛学。这是思想更替的一般规律。朱熹排佛正是在吸取了佛学理论精华之后，建立了以心性论为核心的新的儒学体系。然后，他以“吾道自足”的信念站在心性义理的角度指出佛禅的不当之处，从而使他的批评显得有理有力。
　　 与其他理学家一样，朱熹对佛禅的批评首先是指向其“空”的世界观，认为佛氏将“心”“性”都空掉了。他说：“佛氏所以差，从劈头初便错了，如天命之谓性，他却做空虚说了。”(16)“彼释氏见得心空而无理，此（儒家）见得心虽空而万理成备。”(17)指出这种区别是很必要的，反映了儒佛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但是朱熹的特色在于，从心性论的角度指出佛禅在理论上的“不当”主要在于心性不分，“误心为性”。他说：“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错处是认心为性，正与佛氏相似，只是佛氏摩擦得这心极精细，……殊不知，这正是圣人所谓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谓性，正圣人所谓心，佛氏所谓心，正圣人所谓意，心只该得这理，佛氏原不曾识得理这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18)这正是针对当时禅学的特点而指出的。由于心性不分，导致误心为性，而心又是知觉运动之心，这就导致“作用是性”。他批评说：“作用是性，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臭香，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即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为性乎？”(19)在朱熹看来，以作用为性，任心自然的行为，忽视了礼教、天理的意义，从而必然导致狂妄乱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而在朱熹的立场，他将心与性情分开，用人的理性去管辖节制情的泛滥，从而避免了禅学的弊病。从理论的圆满性上，朱熹的确有“高明”之处。朱熹的理论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更能维护封建伦理秩序。
　　 朱熹还对儒学内部类似于禅学的其他学说进行了批评，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陆九渊的批评。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朱熹认为陆九渊的毛病在于心性不分，认心为性，导致行为上的狂妄粗率，与禅学呵佛骂祖，粗暴颠狂在形式一致。朱熹据此认为陆学“全是禅学”，“一向任私意做法，全不睹是，人同之则喜，异之则怒，至任喜怒哀乐胡乱便打人骂人，后生才登其门，便学得不逊、无礼出来。”(20)这种违背礼教的粗鲁狂妄行为，是朱熹批评陆学的焦点。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即在于陆子认心即理，这无异于认知觉是理，知觉是性，这与佛教禅学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朱熹对佛禅及“异学”的批评，表明了朱熹并不是一个简单儒佛合流论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朱熹心性哲学的一些特征。他虽然借鉴了佛学的理论成果，但又不受佛学思维的限制，能根据己意加以取舍，建立起超越佛学的理论体系。朱熹始终站在儒学的立场，并对儒释界限作出严格的区分。这就显示出了他的“新”儒学与先秦儒学有异又与佛教哲学有别的理论特色。

　　 注释：

　　 [①]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②]《中国哲学史论集•宋明篇》，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第43页。
　　 [③]《弘明集》卷五。
　　 [④]吉藏：《二谛义》。
　　 [⑤]法藏：《华严经旨归》。
　　 [⑥]道安：《二教论》，载《广弘明集》卷八。
　　 [⑦]宗密：《原人论》。
　　 [⑧]《正蒙•诚明注》。
　　 [⑨]张载：《性理拾遗》。
　　 [⑩]《二程文集》卷九。
　　 (11)《二程遗书》卷十八。
　　 (12)《延平答问》。
　　 (13)朱熹：《文集》四十三《答林择之二十》。
　　 (14)参见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15)朱熹：《文集》三十二《答张敬夫四十九》。
　　 (16)(17)(18)(19)《语类》卷一二六。
　　 (20)《语类》卷一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