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儒家经学的引入与佛教义学的复光。
　　 宋元以后，中国佛教日趋衰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狂禅”盛行，佛门弟子不注重佛典的研习，而以“机锋”、“公案”为究竟。近代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佛教徒的队伍，许多大儒研习佛书，把儒家经学的治学方法带入佛学研究中来，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复兴。杨文会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广收佛典，校勘版本，研究义理，使佛教义学得以重新光大，其弟子欧阳竟无居士通过对经典原义的考证，以期重现佛学本来面目的“不史不实”的治学方法，是儒家经学中“六经皆史”方法在佛学研究中的体现。更多的学者以清代经学的方法来研究佛学，如章太炎以为：“此一术也（指唯识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注：《菿汉微言》。）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使之步入学术殿堂，成为一时“显学”。
　　 第三，人间佛教的济世精神。
　　 近代佛教的入世精神较之古代更为明显，不论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人都以爱国救亡、慈悲济世为己任，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互相辉映。敬安曾有“我虽学佛未忘世”（注：《七律•赠吴雁舟》。）的诗句，他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学校，积极开展入世的社会活动。有“革命和尚”之称的宗仰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是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主编《苏报》，倡言革命。辛亥革命期间，华山、曼殊、栖云等僧人直接参加反清革命，上海玉皇法师组织700余人的僧军，参加了上海、南京的光复之役。抗战期间，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举办各种祈祷和平法会，组织僧兵参加战地救护，参与难民救济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积极推动佛教的世俗化，提倡教制、教产、教理革命，倡导“人生佛教”。他认为：“末法时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佛教徒应走出庙宇，积极走向社会，从事电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各种世俗活动。人间佛教的济世精神深受儒家影响，是儒化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二千多年来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四、结论

　　 儒佛会通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儒佛会通为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不仅避免了过激的西化立场，而且为中国文化进一步消化、融合西方文化赢得了时间。儒佛会通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初步转换，援佛入儒促成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援儒入佛促成了人间佛教的形成。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在当代中国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还远未完成，因而总结儒佛会通的历史经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提供借鉴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