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并称三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虽然佛教是外来的，两汉之际始传中土，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消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教并立不仅是汉魏以来的历代国策，也是一种实在的文化现象。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光讲儒道互补，儒道主从，儒释的对立与互补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生存，并且长期繁荣发展，以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实是不易。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中国文化有相互吻合的一面，特别是与道家思想，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论及，但另一方面，它也必有与此前的中国传统思想如儒道两家有不同的一面，不然也不会有被消化吸收的必要，这一点往往为学者所忽视。虽然党同伐异是人的本性，但人性同样有喜新厌旧的一面，如果一种外来学说与本土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就不存在相互容纳的可能，不可能得以植根，反之，如果它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也同样难以引起人的兴趣。初传时的佛教一方面披着黄老的外衣，一方面散发着空灵的气息，就像一阵清新的西风一样吹遍了东土，很快就顺利地扎下根来，在以后的过程中，佛教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儒道两家的冲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教义，但是随着它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其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鲜明的个性的文化内核便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它的主张平等自由、强调出世独立的思想与儒家的突出社会伦理、讲究在世治世的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佛家强调出世，儒家强调入世，这已经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但对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内涵则似乎较少发见，儒家也说“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并不一味强调入世，佛教也谈在世而离世，不光入世，甚至还要下地狱救度众生，亦未单说出世。因此只是从现象上来看问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
　　分判一种教说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关键要看它对社会世间和人性的根本态度观点，如果说它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就说明其为出世之教，如果是肯定的，就说明其为入世之道。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世间不净、人性有贪嗔痴三毒，当然是出世之教，而儒家对世间生活和人性是基本肯定的，只能是入世之道。
　　一般来说，以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的宗教都有强烈的出世色彩，佛教更是将此推至极致，它对人生世间甚至人性本身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原始佛教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释迦牟尼最初说法，即宣示了苦、集、灭、道四圣谛，其中又以苦谛为根本。人生是苦是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也是佛教对人生的一种根本态度。人生是苦，不是说人生之中有痛苦，而是说苦是人生的根本体验和感受，有受皆苦，在现实生活之中，根本没有快乐可言。
　　佛教的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它的出世倾向，而在儒家那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极端消极的人生观的影子。虽然儒家也承认人生之中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只是与快乐相对应的痛苦，是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并非人的全部生活感受。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可乐的地方太多了，天下太平可乐，家庭和睦可乐，衣食足用可乐，身体康健可乐等等。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儒家的圣贤同样能够感受到常人无法感觉到的精神的快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孔子被围于匡，绝粮三月，犹自弦歌不绝，其乐融融。所谓“孔颜乐处”，已经成为儒者所向往和参究的一种最高境界。
　　有人提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这种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使人们的双脚牢固地站立在大地上，减弱了对星空的仰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多了一份满足与平和，少了一份反思和忏悔。
　　佛教不仅否定人生价值，也对人生世界和现实社会进行彻底的否定。出离轮回的佛国净土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佛教众生平等、自由自在的理想也根本无法在人间得以实现，因而只能通过离世出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求，对现实社会只能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佛教的这一立场对它的发展是不利的，也往往成为其他教派攻击的口实。东亚慧远倡导沙门不敬王者，坚决维护佛教徒的社会地位，使佛教僧人在至高无上的王权面前同样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但也为此遭到了以王权至上为原则的儒者的批评。禅宗秉承不结交国王大臣的宗旨，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屡受打击，后来不得不有所改变，法如神秀的亲近帝王也是迫不得已的。
　　儒家则与此相反，对现实社会基本上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因为它本来产生于专制主义的土壤之中，不论它是否愿意承认，它确实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工具，尽管它要求的是清明的政治，是王道治世。上下等级式的君臣父子制度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希望君圣、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双方各安其份、各尽其职而已。正是由于儒家具有这一特点，它才会成为历代统治者宣扬推崇的对象，成为匡赞王化的圣教，被立为传统思想的主导。当然儒家也不乏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但这种批评都是小骂大帮忙，是“善意的”，只是想改良，并不愿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想革命。
　　对现实社会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儒佛两家不同的精神趋向，而这种政治态度同人生观一样，又取决于各自的根本思想特别是对人性的理解。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现实社会无可留恋，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与生俱来的弱点和本性。佛教将人生之苦具体分为八种，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八苦。其中前四种是自然的痛苦，难以避免，后三种是社会现象，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苦的总的原因和概括则是求不得，欲求长生不老不得，欲求身体健康不得，欲求不遇怨敌不得，欲求爱侣不分不得，这些都是痛苦，有求不得，有愿不遂，当然全使人痛苦。而求不得的原因又在于五取蕴。所谓五取蕴，是指色、受、想、行、识，其中色为物质性的存在，受为感受，想为思想，行为意志，识为意识，为前三种的统称，后四种属于精神性的东西。五蕴聚集构成人身，因此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五蕴与贪取联结在一起，所以叫做五取蕴，五蕴与取的联结产生种种贪欲，贪欲才是苦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