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儒佛两家的分际，历代统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最崇奉佛教的帝王，也不会将佛教规制作为治国经世的模式，而是仍然推行儒家的典章礼制。这也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命运。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家的政治命运一向亨通。因为统治者认识到了儒家的政治价值，不管个人是否喜欢它，但作为治世之道，儒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尽管统治者个人的爱好不同，他们也不甘心于做一个儒家要求的圣王、明君，因为那样做太累，太苦，而是想长生不老，永享富贵，因此或求仙术，或慕空门。但是作为一国之主，作为各种权力集于一身的绝对专制者，他们又不能不面对与权力和尊荣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得不为大大小小的政务而烦恼。这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运用儒家的宪章典制来治理国家。因为儒家的治术一方面保证了帝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也包含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和权谋。而且尽管帝王对于成佛成仙有兴趣，但要他们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放弃眼前的现实享受，他们是不大情愿的，他们只想获得，不愿付出，因此自古帝王慕道者多，得道者无。在遥不可及的仙佛之乐和现实的至尊至荣之间，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最终选择了后者，因此也就选择了儒家。以孔子的不断被加封为标志，儒家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越来越高，其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此相反，尽管佛教也一度在梁朝成为国教，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维持了作为三教之一的地位，但统治者对其大多是利用，真正崇信者少。武则天以崇佛著名，她对神秀尊崇至极，许其肩舆进殿，亲加礼拜，还将释氏列于道教之前，但是在神秀不惯宫室，屡请还山之时，她却不予恩准，不仅她如此，她的儿子中宗也是不许。这表面上是表示对神秀如佛教的尊礼，事实上是怕他在外边不好控制，有碍治化，神秀门徒成千上万，那么多人聚集山林，总是一件让统治者担心的事，将迎入宫中，使其力量分散，群龙无首，就好控制了。至于武则天的抬佛贬道，只不过是为了打击唐朝李氏的气焰而已，并非真是由于崇信佛教。信佛者尚如此，就不必说那些不喜欢佛教的人。佛教自北魏以来，蒙受四次法难，至于其间所受排斥打击，更是不计其数，不能不表明它在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地位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