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释两家的分际，两家学者更是心明如镜。这一方面往往成为儒士攻击佛教的最重要的借口，他们借助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指出佛教非圣毁法，残裂身体，与正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意识不合，属于夷狄之教、化外之学，应当加以禁止。同时指出佛教主张平等，不敬王者，割舍至亲，有违孝道，对于封建礼教不利。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让人出家，提倡布施，一方面使人口减少，一方面财产流入寺院，有害国家财政，对于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危害。
　　这些指责都击中了佛教的要害，而佛教徒的还击则很软弱，主要是退让和回避。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与儒家和道教对抗时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只是解释和妥协，很少回击，因为它主要是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希望能在中国植根固本，得以存在下去，不愿与根深蒂固的儒道两家为敌。佛教一方面宣扬一切平等，淡化夷夏之别，一方面又尽量在教义和形式上把自己中国化，以改变“外来户”的形象。同时在戒规和教义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以缓解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矛盾，譬如编造了一些报父母之恩的经典和传说，以与儒家的孝道调和，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发扬孝道，在父母年老时，专门抽出时间回家养亲尽孝，如五祖弘忍便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为了改变佛教徒不劳而获的印象，禅宗还不惜一改印度旧规，坚持农禅并作，自食其力。
　　为了减少与儒家治世之道的矛盾，中国佛教逐步淡化了自己出世之教的色彩。禅宗强调在世而离世，主张世间即涅槃，涅槃即世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反对宴坐山林，离世独修。净土宗更是以称名念佛这一简易的法门风靡内外，道俗共行，改变了佛道难修、儒术易行的印象，为佛教在民间的普及奠定了基础。逮至近世，佛教更成了民主革命的理论工具，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无不假借佛教的平等自由、不怕牺牲等精神为变革现实服务，这使佛教的现实色彩更加浓厚。直至今日，佛教界以创立“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使得佛教随顺世间的意味与日俱增。
　　佛教在与儒家妥协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对儒家的批评。佛教认为，儒家所谓的圣贤最多不过是人天小果而已，无可称道。对于佛教的批评，儒家则是一方面回击，一方面悄悄地加以弥补。宋明以降，儒者对于儒家思想缺乏形而上的思索，拘泥于伦理说教之一隅的毛病有所反省，故出入释老，兼纳诸家，以求建立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与释老抗衡。同时试图将孔子神圣化，杂取释老的形式，建立一个所谓的儒教，以增加儒学的出世色彩，提高其吸引力。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时下流行的新儒家仍在做这种努力，不仅要将儒家与释老抗衡，还要使之吸收西方精神，在世界精神园地中独树一枝，笑傲群芳。这也体现了出世与入世从相反、相对到相辅相融的发展过程。
　　然而，尽管儒释两家有相辅相容的一面和趋向，但根本特质是不可改变的。正如儒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孔子缺乏神性的一面，使创立儒教的努力总是归于流产一样，佛教无论怎样世俗化都无法改变自己作为出世之教的性质，避免不了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不过，正是由于各自的特质不变，才有了两家生存的意义，在建设新文化、繁荣民族精神的今天，双方各自独特的价值都会在融合和冲突中显现出来，共同成为继往开来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