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1889—1947）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佛教改革家。1933年10月，他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他认为：“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这是他提出的佛教三大革命中的教理革命的重要内容。他倡导的人间佛教，是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以及国内困境的背景下而产生的。他认为中国佛教必须放弃闭门苦修的出世之路，要走慈悲济世的道路，同时佛教要实现自身观念的现代转换。为了革除佛教中的鬼神迷信，使佛教切近人生面向现实，为人类生活服务，他大量地引用儒家的思想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太虚的许多著作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佛学，特别是人间佛教的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两千年文化的主流所在，所以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那么，他引了儒学的哪些思想呢？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引用儒学思想，而不选择其它的思想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人身难得与人之德性相通

　　太虚曾讲：“我未入佛法以前亦曾寝馈于孔孟学术中，迨皈佛修学以后，复将孔教经籍之精华，取而与佛乘相印证，觉以前见解，不如学佛以后所得之别有精微广大深切著明之处。”（《太虚大师全书》平装本第41册第381页，以下称《全书》）这就说明太虚不仅通晓儒学主要思想精华，而且将佛学与儒学相“印证”之后，认为儒学的主要思想与佛教是可以相通的。他还充分认识到“孔子之道，为人生在世最正当之办法”（《全书》第41册第385页）。

　　面对佛教界存在着脱离人生、专事鬼神和超亡送死，且与世间相隔日远的倾向，佛教指导人生、改善社会的作用也日渐消失，太虚法师毅然举起教理革命的旗帜，倡导人生佛教。他指出：“在中国，向来有许多学者及一般的人，因为没有了解佛法，就对佛法作种种误会的批判，以为佛法是非伦理的，非人生的，尤其是近年来，讲中国哲学和人生哲学的，误解得更加利害。实则，佛陀之说法，其动机虽是很广大的——普为一切众生，而说法的中心对象，则仍在人类众生。故佛法实是人类众生的佛法，佛所说的一切学理和道德，都是离不开人间的。”（《全书》第5册第159页）这就是说，佛教虽然说是“普为一切众生”，而其实，它的重点，它的“中心对象”，却还是在于人类。所以，佛教的“一切学理和道德”，归根到底“都是离不开人间的”。他进一步指出：“今讲人生佛教，特将此点提出来，依人的果报，修人业行，使相续不失人身，作进修的基础， ......人生佛教之重心亦在此。”（《全书》第5册第228页）这就表明，太虚的“人生佛教”的意义，就在于重视人生，一切修为都要以人生为“重心”。

　　太虚为了澄清人们对佛教的错误认识，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佛， ......此云觉者，与中国圣人的意义略同。”（《全书》第47册第435页）在这里，太虚把“佛”者“觉”义，与中国的儒学“圣人”义相比。他认为，人的理性、道德或人格，最核心的，便是儒家的“仁”，人而能“仁”，便是有“德性”的人。然后他说：“以儒家所说的‘仁’，最足表明人之性德。故孟子说‘仁者，人也’。子思说‘人者，仁也’。孔子也说‘克己复礼为仁’。此仁乃指人之性德，亦指为君子或成人的意思。如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样观察，古来贤哲很注重有性德人格的人。所以，人是应保持仁之理性道德，乃能永久不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全书》第5册第200—201页）他依据儒家思想训释“人”后，接着讲道：“古来做一个人，要有理性的道德，即现在所讲的做人要有人格，就是从理性中发挥道德以完成人格的人。这种人格是尊重的，是异于禽兽的。”（《全书》第5册第200页）他认为他的“五乘共法”中的“人乘法”，就是专讲人生的道德修养的，他举例说：“在《易经》里，有两句嘉言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说明人生以继成性为最善最美的标准。......这两句话，以佛法来说，可证明有情之业果相续中，人生是善业所感，造人的业，受人的果报， ......故中国的儒家说人性是善的，将此善性继续而扩大，成圣成贤皆此也。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二者的距离，相差不远，看能否继善于此‘几希’中扩充之，以完成人性建立完满的人格。故继之善而成之者性也，于人生中最重要才是善，须假继善之功，成完满善性的人生，......以此善的人生规律，成人性完全之善性。”（《全书》第5册第227—228页）但是他为此深感遗憾，因为“这种道德，是儒家的特长，而佛教向来将此忽略了，尤其是中国佛法，因儒家已有详细的发挥，以为佛法不须重视”（《全书》第5册第228页）。为了纠正这一缺陷，必须在佛教界大力推行人生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