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在上世纪40年代初提出救治时弊的口号“去私戒懒，为公服务”。为了这一口号在佛教界能深入人心，得以切实贯彻实行，他借用了儒家的思想理念来诠释佛教的概念。他首先诠释佛教的“劳”，他说：“何谓劳？劳，即劳苦，孟轲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也。能劳，就能身心强健起来， ......须知，凡一切日用所需衣、食、住、行，都要自身劳动去做。现在时代，崇尚劳动，在中国社会，更宜以勤劳矫正痼疾。”（《全书》第35册第81页）他用儒家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佛教提倡勤劳的道理。“其次要勤。......若有俭无勤，在文化亦必孤陋，不能发扬光大。如文学、哲学、艺术、各种科学及文物制度，都要精勤，才能达到深妙的进步。古人如孔子，好学不倦，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都是勤的精神。”（《全书》第35册第98页）太虚阐述这些道理后，最后提出要在佛教界广泛地推行为公服务的精神，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僧才。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太虚是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场纳儒入佛的，是引进儒家思想来充实和补充佛教，这样做有助于扬弃佛教在社会思潮中的消极避世因素，弘扬佛教的积极救世精神，充分发挥积极的人生指导作用，使佛教适应当时的社会思潮。太虚的这一教理革命，明确标榜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问题，而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儒家的重人生的思想，正好适应其摄取的对象。这种特征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主流，是中国近代佛教开始自觉地走向适应时代的观念更新的重要标志。

　　那么，太虚当时为什么只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吸纳的对象，对中国文化中的其他思想却弃之不顾呢？太虚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精通，他结合当时佛教界状况，作出明智的选择，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是通过对老庄道家的分析，他认为：“老、庄之自然，与近人所云自然规律异趣。规律则属应当遵守，自然但是都不计较，都不计较故泛任也，泛任故无碍，无碍故自由，自由故独往。”（《全书》第41册第435页）正是因为道家主张的“自然”，寝而以至于放荡不羁，与佛教倡导的人间佛教难以相融，故不加采用。二是对墨家根本思想的分析，认为：“《墨子》之根本义在天、鬼，同于神教，无可徵实，是以穷理之谈，不逮儒、道二家耳。”（《全书》第41册第411页）把墨家思想贬低到不如儒道二家的思想价值，还特别指出墨家“所谓天、鬼神，无实体，实体，则人与物而已？故虽是人生祸福、夭寿、荣辱、治乱之关系，特因果之理耳。非有实在人格，或冥冥，或昭昭，凭好恶之意志，行赏罚之权威者。......墨子之言天、鬼， ......执为实有人格，能凭好恶之意志，施行赏罚之权威，加祸福、贫富、生死，治乱乎物焉，斯所以为巨谬大悖，而不容据理征诘也”（《全书》第41册第421页）。他认为墨子把天帝鬼神误认作是具有人格的超现实的神秘主宰力量，确实是“巨谬大悖”。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夫然，可知《墨子》之根本义，全无可取矣！”三是对儒家思想的剖析，太虚说：“孔订六艺，七十子洎孟、荀继承以来之儒学，自为中国学术思想之主流。”（《全书》第50册第348页）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在当时仍为中国学术思想之主流，而且“《易》虽世间法，而此定志、修业、成德之序，学一艺，习一术，莫不皆然，故亦可通于出世法”（《全书》第41册第374页）。儒家思想就有与佛教相通的渠道。但是他在引用儒家思想时，是采取了一种批判吸收的方式。他指出：“但宋、明儒之锢蔽处，须更加解除，而孝弟等义，更须以......孝民族等说扩充之。”就是说，要解除“宋、明儒之锢蔽处”，并“依据现况，稍为修整”，才可将儒家思想进行扩充和引入佛教中，发扬人间佛教的价值。在佛教引用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有一个磨合和嫁接的方式问题，太虚对此也看得很明白。他说：“欲完全一做人之品格，必又为孔子之道而成就，然必经佛法之甄陶，乃能生养若孔子、若儒门诸贤之伟大人格。于入世之志，具出世之胸襟，必以佛法为归宿，乃得安身立命。”《全书》第41册第388页）这也就是说，引用儒家思想，必须经过“佛法之甄陶”，并以“佛法为归宿”，才能造就出合格的人格，人间佛教的思想才能得以张扬。

　　太虚将儒家思想引入佛教，沟通了儒佛的关系，强化了佛教的人生意义和入世倾向，抛弃了那种脱离现实的“超亡佛教”、“鬼神之教”，让佛教更贴近了生活。它一方面发挥了大乘佛教倡导的五戒、十善的人间佛教基本规范和“普度众生”、“济世利他”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明确了人间佛教所关照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展示了佛教入世的意义及其社会功用。“佛教正是以这种兼容、融和的精神，在理论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理论之丰富，世界各大宗教无一可之相匹）和广泛的传播”。